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产能输出虽然是过剩产能，但这种产能是建立在国际市场竞争下形成的产能，许多产能既符合众多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也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需求。首先，过剩产能不是过时产能、陈旧产能、劣质产能，而是优质产能、合时产能、与时俱进的产能。其次，就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来看，现有的过剩产能是经过一轮又一轮环境保护政策实施下形成的产能，基本上是“干净”产能甚至洁净产能。再次，从国家政策支持的角度看，现有产能是经过各类优惠政策包括税收减免下获得的产能，为获得全国优惠政策保护与支持下实现的产能；最后，从企业竞争过程看，是经过反复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下形成的产能，因而是包括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因素的有竞争力的产能。
但凡事有一利也可能有一弊。经济学家在描述同一事件的不同效应时，往往借用于“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典型性说法，笔者这里不能免俗。在跨国产能合作方面，可以预见的是，企业会增加跨国管理的成本，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投资需要适应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形态，甚至一些习俗与文化冲突也会大幅度增加管理成本；同时，企业还需要面对地缘政治等非经济性问题。
然而从经济含义上看，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跨国产能合作尤其是产业转移还有可能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这类效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企业在目标市场的进入，会对当地市场的中国同类出口商品产生挤出效应。因为，产业转移过程会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甚至水电、土地等资源，生产出来的产品运输距离较短，比出口产品更加具有市场竞争力；第二，假如目标市场的劳动力成本和要素成本足够低，产品竞争力可能大到返销中国市场，可能会对中国本土市场的企业产生新的竞争压力；第三，假如劳动力成本足够低，而一些发达国家又对“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开放市场，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生产基地的中资企业完全可以利用这一优势，享受税收和劳动力等优势，加大对发达国家的产品出口，但这也会对以发达国家为目标市场的国内中资企业产生挤出效应；第四，假如国内某一区域出现较大幅度的企业连续性产业跨国转移，可能会带来群体模仿效应，造成区域产业的空心化。无论这四种效应中的哪一种效应发生，都说明在一定条件下，产能合作或者产业转移不会是毫无副作用或者说完美无缺的选择。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长期狩猎中发明了一种武器，谓之飞去来器也有叫做飞旋镖（boomerang）。这一武器因为旋转轴原理在飞离猎手攻击猎物后，还可以再返回猎手手中。但假如猎手对这一武器使用不当，则在攻击猎物时可能会偏离方向，回旋到更远位置；或者回到猎手手中时，反而会伤害到猎手。这种偏离原来攻击猎物初衷设想的结果，被称之为飞旋镖效应。这一原始状态的物理现象，而今具有较强的经济学、社会学解释意义。比如，西方国家正在实施的“再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在成本上升导致大量实体经济流出后，发达国家自身出现了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就业困难等一系列问题的结果，发达国家希望采取措施重新集聚此类资本，使离岸（offshore）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实体资本包括生产线再重新回岸（onshore）到发达国家。显然，这一经验教训与我们在“一带一路”进行的产能合作有异曲同工之义。可以确定的是，以中国为出发地并以“一带一路”沿线为目标指向的跨国产能合作，就是“中国制造”产能离岸的过程。
加强对“一带一路”跨国产能合作的科学管理
从发达国家制造业跨国产能合作历程看，跨国产能合作行为有利有弊。从单个企业的选择看，跨国产能合作可能一直有利，不存在没有利益的持续性跨国产能合作行为。但从国家层面看，跨国产能合作在某些阶段是有利的，在另一些阶段是有害的。依此判断，跨国产能合作可能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国家和企业层面上看，双方均有利；第二个阶段，一方有利一方无利，也就是说国家层面无利，企业层面有利；第三个阶段，国家层面有害，企业层面有利。从国家层面看，采取一定措施控制企业跨国产能合作的不利方面或者扩大和延续有利于国家层面的有利方面，则可以在较长的时间收获国家与企业双重利益，或者在较大程度上推迟第三阶段到来。从此角度出发，笔者认为，推动“一带一路”跨国产能合作既要注重也要慎重。
第一，注意在企业开展跨国产能合作时把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留在国内。企业跨国产能合作，涉及到国内国外两个层面一体化管理。管理得当，可能有助于国内与国外互补式发展，增强企业的整体竞争力，扩大企业的影响力。但如果管理不当，可能也会造成企业国外管理成本上升，企业技术核心竞争力流失等问题。因而，从国家角度看，应该提醒甚至于采取一定的鼓励和约束性措施，使企业把核心竞争力保留在国内，在国内外一体化管理中保持一定的技术梯度。
第二，明确确定跨国产能合作的方向与要求。从政府管理角度看应该予以明确的是，推动“一带一路”跨国产能合作，是为了促进“一带一路”沿线产能合作对象国的产业发展，并就近满足“一带一路”建设对产能的市场需求。但需要指出的是，加强“一带一路”跨国产能合作，绝不是为了在海外复制一个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制造”生产基地，为此应避免核心技术和高端产能的跨国转移，避免未来遭遇国内产业与一带一路沿线产业左右手互搏的情景发生。跨国产能合作行为既然有好有坏，就应该加强必要的引导和调控，不能简单把跨国产能合作视为政绩盲目加以推动。
第三，加强对中国国内经济的科学管理。在一些地方，有人认为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不同的部门，泡沫是泡沫，实体是实体，两者不相关联。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有害的。一来泡沫经济可以引起资源追逐泡沫的扭曲性资源配置，而不会有资源的优化配置，导致“资本不会流向实体、要素不会汇聚创新”的局面出现。二来抬高土地、劳动力成本等成本，进而大幅度提高“中国制造”的社会成本。三是恶化了实体经济发展的环境。全球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搞泡沫经济是自毁长城、不得人心，国际社会有大量物极必反的例证。习近平总书记一再提醒，要实现“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只有构筑无泡沫的经济形态，才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才能实现创新资源的有效集聚，创新性政策效用才能正常发挥。养虎为患的泡沫经济政策管理进一步逼迫制造业企业走出国门。尊重市场不是放任市场，实现市场效率需要引导市场和规范市场。政策制定者与管理者需要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重视发挥好政府作用。在设计、管控和谋划经济决策时，有必要坚持经济规则治国，经济原理治国，而要避免经济概念治国，经济口号治国，避免国家政策被以投机为取向的特殊利益集团操纵，避免中国进一步成为制造业运行的高成本区。否则，会加速制造业非正常化的跨国产能流出。与此同时，要加快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适应更加激烈的全球竞争。
第四，借鉴发达国家在跨国产能合作的经验教训。发达国家跨国产能合作已经进行了数十年，各国进展不一，优劣互见。一些国家如德国既重视跨国产能合作又重视培育国内核心竞争力，既通过跨国产能合作扩展了市场，又在本国培育了产业核心竞争力和技术核心竞争力，实现了两个市场效率双丰收，提升了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比如，德国大众汽车在中国的生产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占领中国市场，在中国的大众汽车系列产品是德国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各类产品不会销往美国市场或者返销欧洲市场，不会冲击到企业的总体全球战略；但也有一些国家在跨国产能合作方面，重视推动合作和扩张的力量较大，培育市场竞争力的能力较弱，结果造成核心竞争力的流失和国内产业空心化。我国跨国产能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应该汲取发达国家跨国产能合作的经验，避免跨国产能合作的教训，趋利避害，张弛有度，避免出现跨国产能合作的飞旋镖效应，科学推进跨国产能合作。
第五，加强对跨国产能合作的动态监控。从政策推进和科学研究的多个角度看，都应该加强对跨国产能合作的监控。为防范产能合作风险，维护产能合作的安全性，提高产能合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减少产能合作的盲目性，都有必要加强统计汇总、实地调研、典型推广等多种方式，加强动态监控，服务科学管理。
第六，深化智库对跨国产能合作的研究。科学研究服务于正确决策，正确决策指导政策实践，为此需要动员智库力量加强对跨国产能合作的科学研究，重视分析产能提供方与产能需要方的匹配程度、环境、结构、政策法律等因素，深化对各国产能合作经验教训的研究，为合情合理的跨国产能合作提供好的政策建议。（周民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