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蕾
劳工阚顺的女儿，劳工张义德、闫玉成与日本三菱公司代表木村光（从左至右）在和解协议签字仪式上。佚名/摄
劳工张义德在和解协议上签字。佚名/摄
劳工闫玉成将自己书写的“恩重如山”赠送给童增。佚名/摄
“万言书”引来万封受害者来信
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了无数惨案，给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重庆大轰炸等，这些震惊中外的日军暴行让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1990年，在大学当教师的童增在媒体上看到一篇《欧洲重提战争受害赔偿》的文章，并从中受到启发，随后他撰写了《中国要求日本民间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简称“万言书”）的文章并上书全国人大。
“万言书”在一些人大代表中引起了共鸣和强烈反响。一年多之后，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贵州团王录生等32名人大代表、安徽团王工等38名代表分别联名签署关于向日本进行索赔的议案，并被正式列为大会第七号议案和第十号议案。议案得到众多代表的支持和认同，国内媒体随后对此进行了报道，由此揭开了中国民间对日本政府和企业加害罪行进行索赔的声势浩大的运动。
让童增始料未及的是，民间索赔的“万言书”让他随后收到了近万封受害者的来信，信中披露的大量令人发指的日军暴行让他深感震惊。不仅有来信，还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者找到童增，令他应接不暇。用童增的话说就是：“万封信中所控诉的日军暴行只是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人民所受伤害的冰山一角，但就是这一角，已足以让看到和听到的人感到震撼、震惊、震怒！”
当时，全国各地的许多受害者来北京找童增求助。童增帮助他们写信递交给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向日本政府提出谢罪和赔偿要求。童增还给没来北京的受害者一一回信，将当时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地址提供给他们。当时，包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受害中国劳工在内的中国受害者纷纷致信日本政府，要求真诚谢罪和赔偿。这也是此次与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达成和解的受害中国劳工首次向日方提出谢罪和赔偿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