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纠葛是非难辩老帅抱病蒙冤受屈
1956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5周年校庆。此时，该校已由草创之初的4个系发展为12个系(其中战史、防化二系正在拟建中)，学员由750人增至3千余人，教员、译员由290名扩大为1300多名。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还视察了该校，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然而，就在这年2月，毛泽东刚回北京不久，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报告一出，举世震惊。中共中央从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个报告。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提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6月，中央再度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期，我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而且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苏联。
刘伯承敏锐地预感到了什么。8月，他3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明确表示：“我们学习五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时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领导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他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1956年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第一，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第二，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3名中将军衔的学员嘴都念歪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除了上述两条外，一些人嫌对学员要求太严，指名道姓指责刘伯承摧残这些战功卓著的年轻“老干部”，学校里甚至还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立刻赶到中南海，与毛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包括甘泗洪、陈士榘等3个上将在内的12人工作组，颇有声势地开进了军事学院。工作组采取两人一组，每天谈两三组的办法分别找战役系的同学谈话。
当时，老中将张震和贾若愚两人为一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两人虽不甚清楚调查背景，但综合情况后取得了共识：学习有压力很正常，这些学员还年轻，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三个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态度也很明确，称有人鼓励他告状，说他这么年轻嘴都念歪了，那还了得。但萧文玖说他的嘴歪和刘伯承没关系，刘院长希望学员成才，对他们很好。五十多个学员有3个人歪了嘴，不是领导方法的问题，而是学员学习不得法。
但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张震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这份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尤其是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提出：“……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调查报告这样定调，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自然难辞其“咎”。
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定论一出，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恰当评价，萧克就写了一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恰在这时，刘伯承的爱将、原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去北京开会，毛泽东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上有问题。杨勇据理力争，说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还列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证明刘伯承坚持“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
毛泽东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1957年8月，刘伯承身体已每况愈下，他记述自己“昏则家卧，清则外游，但淋漓天候竟不许可”。8月6日，他致信毛泽东和彭德怀，呈请辞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其情殷殷：“原来就是残疾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使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学院这么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中将任政委。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进入决策中枢的林彪主持召开了有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工作的教条主义斗争推向了高潮。他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与会人员一听，心照不宣。这显然是指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和萧克主持的训练总监部。
6月，毛泽东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要求“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对于军队院校工作，他明显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教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最后，毛泽东意犹未尽，转而对刘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