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国的“六贼”之首
《宋史》将蔡京列入“奸臣传”，并如此说：“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颛狙伺为固位计，始终一说，谓当越拘挛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奸，屡罢屡起，且择与京不合者执政以柅之。京每闻将退免，辄入见祈哀，蒲伏扣头，无复廉耻。燕山之役，京送攸以诗，阳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见利忘义，至于兄弟为参、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即家为府，营进之徒，举集其门，输货僮隶得美官，弃纪纲法度为虚器。患失之心无所不至，根株结盘，牢不可脱。”虽然后世有人写文章为蔡京翻案，对其经济管理才能以及书艺特长进行正面评价，但是，北宋的灭亡，蔡京是难逃其咎的(当然主因在于徽宗)。这大致体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有意识迎合徽宗的喜好，进一步放大其玩物丧志的心性。宋徽宗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书画家，但是作为一代君主却不可取。蔡京是知名的书法家，因此能够获得徽宗的好感，这恐怕也是他多次担任宰相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当政之后，首倡丰亨豫大，视官爵财物如粪土，极力鼓动徽宗大肆挥霍，力主修《大晟乐》、《宣和画谱》，大兴花石纲之役。他自己也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迎合君主的偏好，各地官府层层加码盘剥，给百姓造成深重灾难。老百姓“愁困不聊生，而京僴然自以为稷、契、周、召也”。这一场景，在小说《水浒传》中有生动的描写。
其二，大规模打击政敌，扶持亲近。蔡京先后四起四落，因此政敌无数，一旦得势便假公权对政敌进行狠命打击，其中最恶劣的当为元祐党禁，将309人入奸党碑传布天下。为了争权夺利，甚至对自己的弟弟蔡卞、儿子蔡攸也毫不心慈手软。徽宗朝人事更替频繁，是和当权者排斥、打击异己不无关系的。在打击异己的同时，蔡京极力扶持亲近如童贯等人，他之所以能够多次东山再起，和这方面有着很大的关系。虽然所扶持的亲近最终也有反目成仇的，但是作为政客的蔡京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得朝廷的人事关系更加复杂，大敌当前却只算计各自的利益，怎能不亡国？
金兵不断南下，国家形势日益紧急窘迫，蔡京为保全自己，将全家都迁至江南。国难当头，朝野官民纷纷揭露蔡京、童贯等人的罪行，要求对其进行惩处。宣和七年(1125年)，太学生陈东向朝廷上书，将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等人称为“六贼”，认为他们祸患国家，应当诛杀，并且“传首四方，以谢天下”(《宋史·陈东传》)。“六贼”中，尤以蔡京位高权重，祸国最为严重。
面临众情激愤的场景，钦宗在靖康元年(1126年)将蔡京“连贬崇信、庆远军节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宋史·蔡京传》)，并于七月乙亥，安置儋州。而与蔡京并称为“六贼”的其余五人，在半年内分别受到应有的惩处，结局如下：李彦赐死；王黼被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今湖南零陵)，途中被仇人杀死；梁师成贬为彰化军节度副使，途中赐死；童贯贬于吉阳军(今海南三亚)，途中赐死；朱勔贬于循州(今广东龙川)，不久被斩首处死。祸患国家的“六贼”终受惩处，却也无法挽救北宋灭亡的命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