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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落马 曾是争议官员

南方周末沈亮 2015-03-15 13: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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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落马 曾是争议官员

   3月15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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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争议,不仇和

  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个性官员主导的改革很强势,也很脆弱。仇和的“步步高升”,被认为是个性官员开始得到宽容和支持。但来自外界的担心一直存在,经济学家姚洋送给仇和两本书,他希望提醒仇和,要避免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

  低调再低调,“最具争议的市委书记”仇和依然躲不开“争议”。

  这些年来,昆明城处处留下市委书记仇式“铁腕”的施政痕迹。除了让官员压力倍增心惊胆颤之外,“仇旋风”甚至波及了老百姓家阳台的防盗笼。在宿迁,时任沭阳县委书记的仇和就曾把街边打麻将的人追得四处逃窜,违章过马路的妇女被吓进了厕所。

  实际上,仇和的“昆明新政”与他在宿迁推行的激进改革有诸多相似之处,责令官员招商引资,推行问责制,甚至包括种树。他在昆明公开了官员们的电话,其实在宿迁他早这么做了,但依然让人觉得新鲜。

  仇和的个性施政其实始于上世纪末。2004年2月南方周末的报道,使时任宿迁市委书记的仇和与“仇和现象”成为社会焦点。现在,他所受到的关注度仍不亚于当年。与仇和类似的个性官员们并非孤例,但很少人能像仇和这样,一次次受到非议又一次次得到拔擢。

  作为一贯的作风,仇和讲求效率,希望在最快的时间让人们看到好的结果。现在,他创造的“昆明速度”最能“眼见为实”:三年并作一年,搁浅多年的二环路硬是连了起来;落户手续办理从28日压缩至两天。官员们要连走带跑,害怕跟不上仇的脚步;带着狠劲的仇式语录,在官员中广为流传。

  实际上,仇和更像是一个老师,一个教官。回顾过往,仇和的施政起点,都是由“治官”开始。在宿迁,他扳倒了前沭阳县委书记等贪官,撤换了不作为的干部;在昆明,已有1200多名官员因“影响软环境”被问责。

  他的“以官治官”逻辑得到许多民众的欢迎,却遭到舆论和学界的批评。一位开会打瞌睡的官员遭免职,被归结为仇式“人治”之举,事后证实仇和并未作出罢免指示;某县就出台1号文件推广“同桌同餐、公筷公勺、剩菜打包”,而被批“唯上级论”,其实仇和只是在饭桌上提了一句倡议。

  官方澄清了上述“误解”:它们与仇和无关。但下属“跟偏”,其实问题不在“偏”,而在于“跟”。

  激烈批评者北京大学教授姚洋意外地被请到昆明实地考察,惊诧于“上上下下对仇和的支持”,也感慨“一把手的权力真的很大”。

  一把手的施政空间之大,也是仇式改革成功的关键,却也是批评者乃至一些同情理解者最大的担心。2004年,被认为性格温和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发表评论《中国需要怎样的改革家》说,“我们不忍心批评这个人”,但“仇和的无限权力让人感到恐惧”。

  蔡定剑的答案是,中国需要有现代素质的改革家。他认为仇和使用“治民之术”而非“民治”,想成为人民救星,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很有些视公民为子民的味道”。

  但你如果理解仇和的性格,就不会对此大感意外:10年前已被痛批的“招商引资是第一政绩”口号,2008年在昆明再次被公开宣扬。恐怕也只有仇和,不轻易向舆论乃至民意妥协或迎合。

  仇和习惯于不被理解,“看准的事情,砸锅卖铁也要做”。他对自己的“超前想法”和特殊阶段发展观充满自信。仇和被公认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型官员”,他保持每天必看40页书的习惯,熟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世界通史》。

  “中国要用五十多年,走完西方三百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2004年,仇和这样回答南方周末记者。在仇和的思想中,许多逻辑看起来充满矛盾。“不要截然把人治和法治当成是非的两极,承认宿迁的现状的话,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呢?”

  仇和的许多“激进改革”,实用主义色彩鲜明。他现在的搭档、昆明市长张祖林说,“有人认为仇和是理想派,我觉得他是一个实干主义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仇和承认自己强硬,但否认自己不民主反法治。仇和成功施行了干部“任前公示”、“公推公选”、“勤廉公示”等具有政治改革性质的实验,并获得成功,有的还成为执政党的制度。政改体现了仇和的胆识。曾两度赴美学习的仇和认为,中国不能搞党际竞争,但完全可以搞党内竞争。

  09年9月,一家企业歪曲仇和的批示,诈骗3亿元购房诚意金,一度令仇和面临前所未有的名誉危机,不过事件最终被澄清。实际上,仇和一直有着中国式“清官”的道德形象。在昆明的就职演说中,他曾发表了“无亲无故”、“无私无畏”等“八无”感言,他的七个兄弟姐妹至今都在老家种地。

  个性官员主导的改革很强势,也很脆弱。仇和的“步步高升”,被认为个性开始得到宽容和支持。离开宿迁之后的仇和,在媒体眼中,少了“仇和”而多了“求和”色彩。支持仇和的舆论认为,批评者应该减少争议,多善意的建议。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俞敬尧在为2009年出版的《政道:仇和十年》一书作序时指出,有争议是好事,如果通过反思与总结,使这一个案更具典型意义,实乃民主政治建设之幸事。

  姚洋教授获得与仇和对话的机会,他了解到,昆明并未全民招商,滇池也正积极治污,仇和“是一个很好的人”。但他的批评立场依然没有改变。比如,他认为“强力招商是把政府重新带入市场的微观运行”,并对昆明想一步跨入电子产业时代持保留态度。

  姚洋送给仇和两本书,一本是《国家的视角》,副标题是“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另一本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他希望提醒仇和,要避免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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