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80、90后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人群符号，它代表的是一大批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新青年，这些新青年心里怎么想，很重要。可是，80、90后从出生到今天都一直生活在一场无形的文化劫难当中，这种文化劫难令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变得无比自卑和抱怨连连，从而丧失斗志和希望，这对他们自己和这个民族来说，几乎是毁灭性的。所以，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无法打破它，就在劫难逃。
我们为什么会面对这场文化劫难？它的起源又是什么？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搞清楚，看透彻。否则我们不可能度过这场劫难。因为文化劫难并不是一场独立的灾难，它是一场“三连劫”中的最后一道劫数，也是最危险的劫数。对中国人而言这场“三连劫”起源于1840。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我们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本质其实就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史。而西方列强凭借其一时的科技领先为地球上的其他文明打造了三重劫难。第一重是屠杀，第二重是殖民，第三重是洗脑。西方列强对异己文明一律实行屠杀政策，只有当杀不干净的时候才会使用殖民政策，而当他们要对付那些连殖民这招也无法征服的文明时，他们才会带上温柔的民主面具对其进行舆论洗脑，直至其自取灭亡。
1840-1950：面对屠杀，我们的先辈都在为了一个让子孙后代不再任人宰割的梦想而奋斗。
从17世纪开始，西方列强就依仗船坚炮利开始了对世界其他文明的屠杀和掠夺。由于军事实力差距，地球上的很多文明都在这场浩劫中彻底毁灭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不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单一的西方文明。在这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中，人类文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美洲文明以及澳洲文明都相继被西方屠杀殆尽。欧洲人从登陆美洲开始就对这些文明展开了残酷的屠杀，故意散布天花病毒、发布头皮悬赏令等等，甚至用这些人的皮来做皮鞋。即便在美国形成之后，无论是华盛顿时期还是林肯时期，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态度都是屠杀。在这种近乎灭绝人性的屠杀政策推动下，原本人数不多的澳洲原住民全部灭绝，印第安人也从近7000万人缩减到如今的不足20万人，而且还像动物一样被圈在“保护区”内供人参观。这种屠杀在世界各地都上演了，包括中国。
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第三个月，570多名中国妇女不堪凌辱选择了集体上吊。《日本邮报》在刊发这起案件时，引用了弗兰克？布林克利的一段描述：“联军占领北京后，见人就杀，甚至以杀人取乐竞赛，法军将中国人追进死胡同，用早就架设好的转筒机枪（1884年发明）扫射十分钟，直到不留一个活口，英军把中国人赶成一堆，然后用炮轰毙。德军遇到中国人，一律格杀勿论。枪杀，刺死，绞刑，烧死，棍击，勒死，奸杀无所不用其极，北京街头到处都是砍下的人头，一些房屋里悬有首级和被肢解的尸体。”八国联军讨伐队不仅在北京郊区血洗无数村镇，而且将男子一律虐杀，妇女先奸后杀，手段残忍无人能及。老人被洋兵当做刺杀活靶，开膛儿童的尸体随处可见，联军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发泄兽性，有一个女子被强奸之后下体还被塞入一枚小金佛取乐，而另外一名联军为了得到这个小金佛便将其当街活剖。然而这些仅仅是这一劫难的开端，八国联军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踏上了中国的领土。
在那个年代，我们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始终在35岁以下徘徊，饥荒和战乱一轮又一轮地袭击着这片土地，我们的先辈被当做牲畜一般任人宰割。在日本731试验场零下二十几度的低温下，被迫接受实验的中国妇女被捆绑着，双手裸露在空气中，几个日本兵不停地用瓢舀起冰水，浇在该妇女手上。十几小时后，这双手冻得硬硬的，上面盖了一层冰。回到室内后，日本人命该妇女把手浸泡在温水中，直到双手软软地垂了下来……忽然，一个日本人使劲一捋，把此妇女双手的皮肉像脱手套一样地脱了下来，整个肘部以上的双手顿时变成了只残留极少数肉丝的森森白骨…日本人还让中国受害者把手伸入超低温箱进行速冻，完成后，中国受害者取出双手，看起来呈灰白色，上面结了一层霜，完全不像是人类的肢体了，一个日本人用短棍敲打，就像打断冰柱一样，把中国受害者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打落，发出清脆的声音，中国受害者发出了绝望而恐怖的号叫。
日本731部队当年搞的这些恐怖的人体实验，不仅是为了获取人体医学数据，而且有很多更令人发指的事纯粹是为了取乐。比如说在手术摘除中国受害者的胃和小肠，把食道和大肠直接连接，让该中国受害者不断地吃东西也只能眼睁睁地饿死；比如砍下中国受害者的手和脚，然后用手术把手接在小腿上，把脚接在手臂上，还用“高明的医术”把它们接活一段时间；比如不进行任何麻醉，只是把中国受害者绑在手术台上就活体解剖，中国受害者越是痛苦地挣扎越是引起哄堂大笑；还比如把中国受害者的血液全部抽干，然后向他身躯里注入马的血液，史料称由此引起的剧烈的抽搐和痉挛“连几个壮汉也压制不住”。还有很多比这更凄惨的案例，周小平不忍下笔再述…
我时常在想，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力量和智慧带领着我们这个民族熬过了这场劫难？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们当初不过是一群泥腿杆子，穷困潦倒，手里要什么没什么。然而就是这样一群人，最初只有十几个人，就是他们完成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看似完全不可能的壮举，让我们这个民族没有在西方列强的屠杀中灭绝，而是在炮火与摧残中艰难地站起身来反击。他们依靠的是什么？
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看到有一名网友在我微博上的留言。他说：“我永远都记得小时候奶奶跟我讲起当年日本兵来扫荡，她躲进地窖里瑟瑟发抖时那种幽怨的眼神。”人世间再没有比这更让人动容的画面。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男儿，生在那样的年代，我们如果不奋力挥动自己的拳头去反抗的话，还有何颜面苟活于人世间。所以对我们许许多多普通的老百姓而言，指引我们前进的既不是什么主义，也不是什么意识形态，而是生存毁灭的迫在眉睫，和文明冲撞的残酷现实。
我小的时候，一直以为外公只有一个哥哥，但后来他告诉我他其实有五个兄弟，而他是最小的一个。于是我问他：“那你另外的兄弟们在哪呢？”我外公回答说：“他们都在战乱中死去了。”老人说这番话的时候很平静，但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他其实是很想念他的兄弟们。因为老人在世的时候每当看到我和表弟们在一起玩，都会乐得合不拢嘴。这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亲情，对老人来说，是一种永远不能再企及的奢求。
他们用自己一代人的牺牲和抗争，打碎了西方人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道劫难，让我们免于堕入地狱般的战乱。他们的梦想是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不再任人宰割，这梦想实现了，但是斗争仍未结束，第二道劫难如影随形。
1950-2010：面对贫穷，我们的先辈都在为了一个让子孙后代不再忍饥挨饿的梦想而奋斗。
印度文明和东南亚虽然逃过了屠杀的命运，但最终还是屈服于西方的威逼利诱，沦为了半殖民地。在今天的东南亚充斥着大量的人妖、雏妓，有人说这本来就是东南亚的特色文化，但这种说辞是卑劣的，没有人会如此作践自己和自己的子女，除非是生存所迫。在印度有十亿“贱民”（印度社会的低种姓人口）依靠捡洋垃圾为生，一个英国人一年产生的垃圾，被船运到印度之后，竟能养活400个“贱民”。在首都新德里以及孟买面积仅1.7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居住着一百多万人口，很多人一家三代挤在几平方米的纸壳房里，用飘满尸体和粪便以及洋垃圾的恒河水洗衣做饭。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就在三十年前中国人过得比印度人和东南亚人还要穷困。但中国的穷困和印度与东南亚比起来有着最本质的区别。中国当年的穷困奠定了今天我们富裕的基础，而印度和东南亚当年的短暂繁华则奠定了他们今天的凄惨和衰败。在70年代之前中国一直在苏联的阴影下生存，当时中国几乎没有自己的工业体系和科技储备，国内生产生活所需的化肥等工业制成品几乎全部依赖从苏联。人在屋檐下，就不得不低头，所以当时尽管连我们自己都吃不饱饭，却还不得不把食品源源不断地送往苏联还债。
经常有网友会问，既然如此中国当时为什么不建立自己的工厂？为什么不？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刚刚赶跑了侵略者的中国，我们几乎是在一片废墟当中重建家园。建立现代化的工厂需要几十种不同的工业体系，涉及几百种科学技术领域，需要几百万种零部件，和上千万的产业技术工人。而在当时的中国，我们连个像样的学校和工厂都没有，谈何容易？不仅如此，独立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摆脱依赖他人受制于人的命运，需要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还需要莫大的勇气和实力。正如奴隶主不会允许自己的农奴自立门户单干一样，苏联也不允许中国自立门户单干。
从中国开始自己的五年计划之后，中苏关系就一度紧张，60年代苏联不仅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更制定了用核弹摧毁中国建设之路的毁灭性的打击方案。很多年以后当我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曾经无数次感到一种锥心刺骨的疼痛。我们的父辈究竟是如何支撑过那段艰难岁月的？当年那些穿着黄胶鞋和手拿半自动步枪的解放军在面对苏联势不可挡的坦克洪流面前是怎样保持斗志且毫无惧色的？为什么在有一部分人选择了背叛中国逃往苏联之后，剩下来的人还那么坚强地选择战斗，选择直面自己的命运，选择和中国站在一起哪怕明天就被坦克碾碎，哪怕明天就在核爆下化为尘粉。
后来我在读共和国历史的时候看到了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写的一段回忆录，解答了我的疑问。“1986年，两弹元勋邓稼先由于全身核辐射造成大面积渗血，已经达到无法救治的地步。当年核弹试爆时，中国还没有能力对科研人员进行基本的身体保护设备，邓稼先作为总指挥，曾在沙漠里和战士们一起寻找没有爆炸的核弹重要部件，找到把这个关键零件抱了回来，全然顾不上零件上已沾染的核辐射，以至于身体机能受到了严重的致命毁损。邓稼先病重住院期间，杨振宁曾经去医院探望时，两人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杨问：研究原子弹，国家究竟给了你多少奖金，值得你把命都搭上？邓：十块钱。原子弹十块钱，氢弹十块钱。”邓稼先撒手离开人世时，他的身体只剩下了皮包骨头，他生前最后一张和夫人的合影里，我们可以看到他那几乎空空荡荡的袖管，但他的脸上依然洋溢着一种自信的微笑，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希望。正是这样如风中摇曳烛火般微弱的点滴希望之光支撑着那一代中国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点滴的希望之光终有一天也会亮如白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