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追逃
这份协议还写明了违约后果，“如夏静反悔不与张富华办理民政局的手续，张富华可起诉夏静所欠资金必须归还，另可报案；如张富华二个月内未办理夏强返湖南的手续，夏静可与张富华脱离恋爱关系。”
夏静称她感受到压力，所以签字之后，就借上厕所之由逃离了洞井派出所。这令张富华更加气愤。
自从答应捞夏强出来后，张富华真的开始着手办理此事。他先后两次去了广州高明监狱，请当地朋友吃饭，花费不少。现在夏静这么“背信弃义”，他岂不是“人财两空”？所以2012年8月4日，在夏静姐姐位于长沙星沙的家里，张富华又让夏静写了一张17万元的借条——关押夏强保证金10万、罚金1万，另有6万元日常花费。
可能是觉得借条还是没保障，8月17日，张富华干脆按在派出所签的那份协议违约条款中那样，一纸诉状将夏静告到芙蓉区法院，连同一起被告的还有湘府国际KTV领班马某。张富华诉称两被告合伙骗取了他现金100多万(有证据证明的是41.35万)。
一个月不到，法院向夏静发来“民间借贷纠纷”的开庭传票，夏静没有到庭应诉。10月15日，法院下达了民事裁定书，称“发现被告夏静、马某二人可能涉嫌诈骗等刑事犯罪，并已将该案涉及的有关线索和证据移送至公安机关。”
但是，直到2013年7月5日，张富华才去长沙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第二大队报案。
在此期间，夏静去了深圳，并找了份工作。张富华先后5次去深圳看望她，并为她花了更多的钱。用夏静的说法说，“每次我要离开，他就会问我有没有钱用。就这样，我习惯了没有钱就找他。”
张富华说，他第一次去深圳找夏静是2013年3月，花了2万元左右；第二次去是夏的姐姐过生日，花了1.8万；第三次去给夏静买了项链，花了3万多；第四次去是5月，给夏母买项链，给夏买手机、衣物等，花去3万多；第五次是6月，花了2万多。
即使矛盾很多，两人还是这么纠缠着。
直到2013年7月18日，夏静回长沙办理中国邮政的卡。第二天刚准备走，邮政通知她再去一趟，新办的卡要刷一下。夏静一进门，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在侧面出现，直接扣住她，并将她带到星沙派出所，两个多小时后，她被带到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夏静这时才知道，她已经于7月17日被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网上追逃。
嫌疑犯与被害人
在刑侦支队，夏静被拍照、测身高、按指纹，还在一份她记不清的文书上签了字。刑警对她进行了四五次审问，大意是与张富华的交往，花了张多少钱。夏静说，她当时只承认花了张7万块生活费，其他没承认。
刑侦支队开具的证明显示，夏静于2013年7月19日被抓获，并采取刑事拘留。7月20日，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称夏静在张富华被骗案中可能判处管制，决定对其取保候审，并让夏静交纳了2万元保证金。
夏静继续回到深圳打工，偶尔回长沙。尽管公安的介入已经使夏、张二人的关系变成了嫌疑犯和被害人的关系，但二人仍保持着亲密的交往。
夏静说，2013年10月6日，她和张富华在星沙鑫源酒店开房，张给了她2万元，几天之后，又给她买了金手镯；10月底，张富华因耳鼻发炎动手术，夏静前往照顾，并在医院旁的宾馆开房，事后张给了2000元生活费；12月11日，夏静陪张富华去南岳烧香并在星沙天成酒店发生关系；12月25日，两人在长沙延年酒店开房；2014年1月23日，在长沙橙子酒店开房。
张富华没有承认有这么多次开房，夏静也仅提供了用张身份证登记的2014年1月23日开房的发票照片。
两人在公安刑侦介入后仍保持如此关系，这令张富华从事法律服务的朋友李先生也颇有微词，“你说她诈骗，又跟她睡在一起。”
对于刑侦支队为何要立案，“涉及到当事人隐私，不便接受采访，”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工科工作人员说。
张永红认为，这种婚姻恋爱产生的一般性矛盾，并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公安不应当立案处理。公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介入，有强迫一方与另一方结婚的意味。
2014年1月27日，夏、张二人来到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并第四次签订协议。和前几次一样，张是甲方，夏是乙方，“甲乙双方承诺在2014年5月1日之前办好结婚手续……如因乙方的原因未能办理结婚手续，则乙方无条件将两人相处期间甲方支付给乙方的财物全额退还甲方，并赔偿人民币八十万元。”
这次协议没有公安局的盖章。李先生作为在场人在协议背后申明，“本协议书为甲乙双方自愿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在张永红看来，女方已经作为犯罪嫌疑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了，在刑侦支队签这种协议，会给女方一种“情势上的胁迫”，一种不签即有不利后果的暗示，不管他人是否以言词或者行为予以威胁，女方明显会有心理压力，从而影响其意志的自由表达。
事实上，夏静说，她不想和张富华在一起了，但“他用法律的东西要挟我在一起。”张富华则说，夏静一次次签协议，又一次次欺骗他，这是典型的骗婚。
离5月1日的协议结婚期限越来越近了，夏静无心工作，她每天担心的是，如果她不和张富华结婚，警察会不会找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