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们纪念馆是叫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什么公祭日的名称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而不是遇难者？
朱成山：名称问题我们一直在讨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这个名称我们用了20多年，遇难者主要指遇到自然灾害死亡的。南京大屠杀30万的数字是指死难者，用死难者更为确切，作为法律用词也更为准确。“死难者”是本人坚持一直要用的，期间也有人提出受难者，受难的范围更为广泛，但我觉得死难者最为贴切。
记者：设立国家公祭日有什么意义呢？
朱成山：设立国家公祭日的意义是多方面的。第一，设立国家公祭日，是国际惯例。因为民众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战争中牺牲的，更多的是普通民众，值得纪念。
第二，将12月13日作为国家公祭日，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和传承。历史的传承，需要一定的方式，我们现在要用国家公祭日的形式固定下来。
第三，设立国家公祭日，是国家意志，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不是今年悼念，明年不悼念。我的理解是，国家立法了，必须每年执行，今后每年都要做，而且是国家来做。
第四，对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是个狠狠的反击。每次日本参拜靖国神社，我们仅仅表示抗议、表示愤怒是不够的。30万的数字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我们用国家意志，把它确认下来，南京的历史不能否认。
记者：如果设立了国家公祭日，今年12月13日我们打算怎么做？
朱成山：目前还没有就此讨论。
不过，可以预见，今年悼念仪式，由原来南京市的悼念升级为国家悼念，按国际惯例，一定是有国家领导人参加的。第二，过去邀请的国际人士，今年按国际惯例，应该增加邀请外国政要或者前政要参加。第三，这样的活动应该每年都要举行。
公祭日首倡者：时隔9年终获回应
作为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首倡者，全国政协原委员赵龙昨天也出席了座谈会。
2004年，赵龙和孩子第一次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除了沉重和悲愤，也倍感困惑和震惊：“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人类浩劫，中国人民历史的大灾难，我们仅仅是在地方层面进行悼念，纪念馆本身也是地方性的机构，这跟国际通用做法差异很大。”当时，赵龙的孩子带了录像机，说要录完给外国人看看，“他知道，外国人很多不知道这段历史。”
2005年，赵龙提出设立国家公祭日后，有49名委员响应，但此后并无进展。2012年，赵龙曾再次提交公祭日提案。在昨天的座谈会上，他说：“时隔9年，石沉大海一直没有消息，今天终于有了消息，与其说是惊喜，不如说是感慨和期待。”
“当前形势下，设立公祭日是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回应，是国家层面的正式回应。”在肯定设立公祭日意义的同时，赵龙更多的提到自己的期待。
除了“建议将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赵龙还曾提案，建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上升为国家级纪念馆，并申请世界遗产，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进行“抢救性保护”、发行南京大屠杀纪念邮票、解决抗战老兵待遇等。“我期待着剩余的能落实。”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悼念仪式已进行20年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悼念从1994年开始，仪式主要为全城拉警报、放飞和平鸽、向遇难者献花圈等规定性动作。直至2001年后，名称才由单一的悼念活动，改为双主题，即悼念遇难者、祈祷和平，像2002年，为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者暨南京国际和平日。从2002年开始，每年由一位杰出的南京青年代表，代表南京市民，宣读和平声明。
南京是全国所有城市中首个进行悼念的城市，也是最早拉警报的城市，每年12月13日拉响警报，祭奠遇难同胞。
从1994年到2014年，20年，20次，没有间断过。祭奠仪式也分大小年，据介绍，小年是有4位江苏省省级官员的副职参加，逢五逢十即大年，有江苏省省级官员中的正职参加。
世界二战三大惨案：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南京大屠杀。前两者都建立了国家级的纪念馆，并且有大规模的祭奠。波兰有5个集中营，全部是国家历史博物馆，每年1月27日，奥斯维辛解放日，是作为大屠杀纪念日。联合国也把1月27日作为大屠杀纪念日，每一年波兰总统都要出席。
本版文/本报记者 邹春霞
摄影/本报记者 邹春霞(除署名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