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三年，他受尽酷刑折磨，校尉同情，给他蚺蛇胆酒，他凛然一笑:“椒山自有胆，何蚺蛇胆为。”他在狱中墙上写下《自题》联：“铁肩担道义，辣手（后人常用‘妙手’）著文章。”1555年，年仅40岁的杨椒山从容赴死。
不得入庵，仍不甘心就此打道回府，我试着从东屋的角门向南穿行，里面也已改成住房。闲坐的老大爷成了我的向导，他指着角落一个八角攒顶的灰瓦房说：“我小的时候，这是个亭子，旁边立着五六座题字的石碑，北边大殿里供着一尊杨椒山的衣冠塑像。70年代，‘街道办’在里面放电视，黑白的，进去看新闻播报，两分钱一次。”
老大爷所说的大殿应该就是庵祠主体“景贤堂”，亭子便是“谏草亭”，乃当年杨椒山起草文章的书房，如今都住上了人家。我查阅了对松筠庵变迁有详细记录的笔记《藤阴杂记》，据说杨椒山死后12年，明穆宗继位后为死难忠臣平反昭雪，杨椒山名列第一。而这座故居却被遗忘，直到清乾隆年间官员视察城畿时，访得此松筠庵原是杨椒山故居，于是筹集资金，整修扩建，改为“杨椒山祠”。道光二十七年（1847）由庵内主持僧心泉募捐扩建书房,请镌刻名手张受之将《请诛贼臣疏》刻上石碑，嵌于墙内，后又造谏草亭、回廊庭院，从此寺祠合一。
瞻仰院落，当年杨椒山手植古槐已不见踪影，徒留一棵参天杨树让后人缅怀。杨椒山死后340年，杨椒山祠又成为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时号召举人的聚集场所，这难道不是文人学士担当道义的延续吗？
京报馆：铁肩妙手评时政
离开松筠庵，出了达智桥胡同，再过天桥，路牌所指东边即西草厂街，京报馆就藏身其中。
沿街东行到头，右转便是魏染胡同，两旁椿树荫蔽，落下点点光斑，树上的知了声倒叫出了夏日午后的寂静。倏然抬头，眼前是一座每层面开6窗的双层小楼。墙砖灰旧斑驳，楼层简陋，然而在一片胡同的映衬下竟也显得高大起来。朝西正门的匾额上刻着“京报馆”三个大字，历经90年风霜洗礼，仍清晰可见。
走进门楼，俨然置身一个大杂院里，楼上楼下、楼东边的四合院全都住满了人家。踏上一米宽的木楼梯，只能凭着这哒哒的脚步声幻想当年编辑记者们繁忙工作的景象。
1918年，曾作为《申报》主笔的邵飘萍怀着“新闻救国”的理想，在北京创办《京报》。最初设址南城珠巢街，他亲自题写“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挂于编辑室内。1920年，报馆迁至此地。据记载《京报》出版时，楼下乃传达室、营业部，楼上是编辑部、经理室等。当年邵飘萍把向阳的房间都让给普通编辑，而他的书房兼办公室则在楼下小四合院的西厢房。
这份报纸以“三多”（新闻多、评论多、副刊多）著称，尤其侧重报道和评论政治新闻。1919年发表《外交失败第一幕》《速释学生》等文章，披露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1923年以醒目大字标详细报道“二七惨案”的发生和经过，吴佩孚欲杀邵飘萍而后快；1926年对“三一八惨案”进行全面跟踪，刊载长篇报道《国民用户国权大流血—八国通牒之大反响》，谴责政府公然屠杀爱国群众。为此，冯玉祥赞道：“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然而，张作霖却将他列入黑名单。4月24日，邵飘萍被诱捕于魏染胡同，26日英勇就义。
走出楼房，胡同对面坐着一位老奶奶，我问她京报馆内什么时候有人住的。她说：“一直都住人。50年代我嫁过来，这楼里就有人住，现在邵飘萍还有个孙子住里面呢！”
当年邵飘萍被残杀，报馆被查封，但其夫人汤修慧却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于1928年恢复出版《京报》。1931年，不惜以生命为价，报道了“九一八事变”。汤修慧一生都守着报馆，直至1986年病逝于京报馆内。想起杨椒山的夫人张氏同样堪称巾帼烈女，她曾上奏请求代夫受死，不成，于杨椒山被害当日，自缢殉夫，这便是著名戏曲《鸣凤记》的原型。
这些看似平常的房屋散落在宣武门外的胡同里，昔日主人的痕迹已没能留下多少，而那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豪言声犹在耳，它不仅是新闻人的职业准绳，同样是文人的社会担当和道义的表征，且用你的学识、你的眼睛、你的脚步再去体会这些胡同的历史与现状，总有一种精神在延续。
实习编辑 夏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