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惩处行贿犯罪，从源头遏制腐败
近年来，黄光裕行贿案、葛兰素史克行贿案等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让人们看到了行贿犯罪的“主动性”以及腐蚀公权力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要求加大行贿犯罪惩处力度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从两个方面加大了对行贿的处罚力度，一是对多种行贿犯罪增设了罚金刑，二是严格设定对行贿罪从宽处罚的条件，规定即便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也应受到处罚，除非犯罪较轻且检举揭发行为对侦破重大案件确实起了关键作用，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的，才可以免除处罚。
与此同时，草案还密织惩治行贿犯罪的法网，增加规定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其近亲属等关系密切人员行贿的行为将受到刑罚并处罚金。赵秉志认为，此次刑法修改重视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处，有助于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最高法院刑三庭法官张向东也指出，我国刑法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明显轻于受贿。例如，受贿最高可判处死刑，行贿的最高刑罚为无期徒刑；行贿的立案追诉标准为1万元，而受贿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为5000元，这导致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重受贿、轻行贿”，惩治贿赂犯罪时“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
“这种现象若不及时加以纠正，不利于惩治腐败犯罪。本次修法，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规定了罚金刑，增大了行贿犯罪的成本，使行为人不敢行贿，可以说是一种‘治本’的预防腐败措施。”张向东说。
严打“买方市场”，收买被拐妇女儿童即犯罪
“天下无拐”，是多年来社会公众的一个美好期盼。“有买方，拐卖行为就难以杜绝。”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以自己多年的实践总结道。
现行刑法规定，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收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陈士渠认为，这条规定“纵容”了收买行为，有“买方市场”就会有人贩铤而走险、非法获利，使得骨肉分离的悲剧不断上演。长期以来，包括他在内的各界人士一直呼吁修改刑法，加大对收买行为的惩处力度。此次修法，对这一呼声作出了回应。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修改为“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赵秉志指出，这样修改后，就警告那些意欲收买者，只要你购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一定要被追究刑事责任，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震慑、警告收买者不要心存侥幸，有助于从源头上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当然，依据草案规定，行为人不阻碍解救被拐卖妇女的，仍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既严惩了收买行为，又为其‘弃恶从善’留有足够的从宽空间。”张向东说。
强制猥亵男性入罪，填补同性性侵法律空白
长期以来，男性被性侵，尤其是14岁以上、18岁以下的未成年男性被性侵的情况很难被追究刑事责任，成为令人遗憾的法律空白。据2013年广东省疾控中心的一项监测报告显示，男性被迫发生性行为是女性的2.2倍至2.3倍。
“法律必须作出回应，及时进行修改完善。必须对此类行为进行刑法规制，否则将造成打击不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西昌学院法学院教授王明雯说。
此次刑法修改，试图填补这一空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将“强制猥亵妇女”修改为“强制猥亵他人”，扩大了保护对象。
长期在审判一线工作的张向东指出，实践中性侵已满14周岁男性的现象确实存在，且危害性较大。“根据草案规定，强制猥亵他人的行为，不仅包括异性间实施的强制猥亵行为，也包括同性间实施的强制猥亵行为。”
“若这条修改通过，将填补我国刑法中男性同性性侵的法律空白。”赵秉志指出。
草案同时加大了对猥亵他人情节恶劣情形的惩处力度。张向东认为，草案中“有其他恶劣情节”是指犯罪分子强制猥亵多人，甚至是长期、多次猥亵他人，给被害人造成严重精神或者身体伤害的情形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恶劣情节’不包括强奸。”张向东说。对此，王明雯也认为，草案只是“有限的进步”。
“强奸与猥亵的法定刑期相差很大，前者最高可至死刑，后者一般不超过5年。”今年全国人代会期间，王明雯便领衔提出过修改刑法的议案，建议将强奸罪的受害人由单指“妇女”修改为包括妇女的“他人”。
王明雯认为，将男性纳入强奸罪保护对象之中，可以使男性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样才更符合时代发展需要，使刑法规定更完整，对公民权保障更周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