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长津湖》的热播，意外地将这段历史里的英雄人物，与浙江宁波一群00后大学生联系到了一起。

10月底，宁波财经学院人文学院甬城文保实践团的师生们跟随“我为烈士来寻亲”公益项目发起人孙嘉怿来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湖山村，上门查看需要修复的汪文才烈士的遗物。

汪文才烈士的侄子、65岁的汪勇义说：“小时候，常常听爷爷奶奶提起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大伯汪文才，但老人们由于伤心难过不愿多说，因此对大伯的事迹也知之甚少。”前段时间一家人一起观看电影《长津湖》，联想到汪文才牺牲的时间刚好在1950年11月，不由心生疑问：汪文才是不是在长津湖战役中牺牲的？

汪文才烈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9兵团20军60师178团3营7连的副连长，1950年第一批入朝作战。孙嘉怿有多年寻访烈士的经验，她带来的资料佐证，汪文才烈士就是牺牲于长津湖战役。

“大伯本来打算回来后结婚，给女方的聘礼都送好了，但没想到后来牺牲了，牺牲时只有27岁。”汪文才烈士的侄女汪晓燕说完忍不住红了眼眶。

家里唯一跟大伯有关的，只剩下半块依稀写着“革命先锋”的木匾和一个残旧的军用水壶。由于岁月更迭，风吹日晒，这块木匾只剩下一半，字迹模糊，多处开裂，军用水壶也已变形掉漆。

据校方介绍，甬城文保实践团立足社会实践，开展社会观察，从宁波出发，跨越浙江省5个市区开展红色寻访活动，探访烈属和老兵。

实践团成员王宇童说：“过去，我们都是在电视和报道中了解到英雄，对于志愿军的认识，可能也就仅仅停留在保家卫国、抗美援朝之类的口号上。通过社会实践，我们有机会跨越时代与烈士们面对面交流，感受到烈士们对国家毫无保留、清澈的爱。我们收获着精神上的成长。”

团队成员在寻访烈属和老兵的过程中，发现烈士和老兵遗留下来的文书、证件、照片等经历几十年时光，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霉变等问题，需要修复。

修复红色文书的想法在这些00后心中萌生。他们发挥文化产业管理和文物保护技术等学科的专业优势，开展我为烈士修遗物项目，在以往艺术品鉴定与修复的基础之上，为烈士家属修复破损遗物。

修复烈士文书需要经过十几道工序，一件文书的完整修复过程短则半个月，长则几个月。从暑假开始，团队成员在一堆堆“旧纸”中“穿针引线”“修复时光”，常常在工作室里一坐就是一整天，修复工作缓慢推进着。除了掌握基本的修复技巧，耐心、细致，对原文书背景的充分理解也是修复人员必须具备的能力。

团队成员在走访烈属收集红色文书时，认识了陈荷珍女士，她的父亲叫陈忠根，1951年牺牲。“当时我还不满一周岁，没有照片，根本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子。”陈荷珍说，母亲留给她关于父亲的信息只有一张烈士证明和一封父亲寄来的信件。“这是我和父亲仅有的联系”。陈荷珍和母亲保存着这些遗物，烈士证经过折叠，时间长了有些破损、断裂。“字迹有些变淡，我就用水笔描上去；出现破损，我就用胶水粘。后来我发现胶水效果并不好，又用透明胶反反复复粘了好几道，生怕一不小心再损坏”。

陈忠根烈士证上缠满胶带，如果要将胶带和纸张强制分离，就会破坏烈士证的完整性。团队4名专业修复成员使用脱胶剂，结合擦拭法，经过10多天的努力，终于将烈士证明修复好。

同学们再次上门，将熨平的烈士证重新交还到陈荷珍老人的手中，她颤抖着拿起修复好的烈士证，连连感谢团队师生。

林大茂烈士的女儿林宝娣送来修复的，是林大茂的烈士证，以及他牺牲后战友写给他妻子的书信，破损程度较大，折叠过的部分已经磨出了小洞，边边角角也都磨没了。同学们用镊子慢慢展开，抚平烈士证上的褶皱和小折角。其中有一份书信，纸张遇水后墨水漶散开，这个问题困扰了实践团的同学许久，通过查找资料并向专业老师求助，最终使用防洇化的手法完成修复。

对于汪文才烈士的遗物，00后“时光修复师”们经过讨论，用电脑计算出另一半缺失木匾的尺寸以及缺失的文字，下一步需要找到与木匾相匹配的木质材料，并调制出与脱落的红漆相匹配的旧油漆来修复。“我们修复时也会遵循修旧还旧的原则，在保护原物件不被破坏的情况下修复好烈士遗物。”团队成员蒋雯倩说。

人文学院党委书记谢小风表示，“我为烈士修遗物活动”把红色文物资源的价值力量转化为党史学习的情感认同、理性思考和行动自觉，推动党史学习走深走实。

目前，甬城文保实践团已经完成了第一批共计7件烈士的文书、信件照片的遗物修复，陆续送到烈士家属手中，并在媒体帮助下，在全网征集“红色文书”。截至目前，团队又陆续收到从辽宁、山东等地寄来的待修复红色文书8件。

实践团团长王益群表示：“一张烈士证、一封信、一张照片都诉说着烈士们的光辉岁月，承载了一代人的家国情怀。我们将继续当好红色根脉的传承人、守护者，延续这一份责任和使命，传承红色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将烈士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蒋雨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