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苗族人手工做的刺绣都难卖出去，你们机器做的谁会买？卖到哪儿？”

当年，我花费十几万元买了台二手绣花机回村办厂，乡亲们向我抛出这样一句“灵魂之问”。

我做好最坏的打算，抱着最好的希望，心想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奋力“织”出幸福来，带领大家脱贫致富。

如今，我很欣慰，算是达成所愿了。

韦祖英(中)在贵州省从江县美娥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刺绣公司里与绣娘们一起刺绣(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我叫韦祖英，出生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马安村，6岁跟母亲学习苗绣技艺，十多岁便在村里小有名气。可惜那时苗绣只是我们苗族人自给自足的手艺，未变成商品“生钱”，村里人只能出去打工讨生活。

2000年过年时，在外务工的姐妹们穿着新衣服回来说外面有钱赚，我听了就不愿在家种田了，也想出去赚钱买新衣服、看看外面的世界。过完年，我就跟姐妹们去了广东。

韦祖英在贵州省从江县美娥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刺绣公司里整理民族服饰(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我在好多工厂都待过，五金厂、机修厂……可是不懂行也干不好。想着自己只会做苗绣，就找机会去了一家绣花厂。绣花厂的工作和在家里做苗绣可不一样，那里都是用机器绣花，我只能帮忙穿针和换线。

后来，我边工作边向他人请教学习，慢慢学会了机械缝纫和电脑制版的技术。我心想机器绣花这么快、这么好，用它来生产苗绣也一定不愁卖。

韦祖英(右)在贵州省从江县美娥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刺绣公司里与绣娘一起刺绣(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2011年，我拉着二姐，买了一台二手绣花机，回村里开了家电脑绣花厂。设计、制版、裁剪……整个过程都是自己来。一开始，我还不太熟练，机子绣出来的花纹和电脑设计的不太一样，做出来的衣服也只能送给家人穿。

不过，后来随着我设计的有着新颖图案和款式的绣片一批批生产出来，看起来还特别“潮”，大家也逐步了解到机器生产的便捷、快速和神奇。

韦祖英(中)在贵州省从江县美娥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刺绣公司里指导绣娘们学习织布(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为了推广自家产品，2013年，我花了一万多元，请来歌手和摄影师录制苗歌碟片。影片里，我和姐妹们穿着自己设计、融入苗绣元素的衣服一起跳舞。很多买了碟片的人，看到我们的产品，特地跑来买我们的绣片。

看到我们的生意越做越火，村里更多的姐妹也想加入进来，于是，我在2014年成立了民族刺绣专业合作社，组织大家一起生产。人多了、机器多了、创意也多了。我们把苗绣元素与现代服饰相结合，把不同大小、图案的绣片点缀缝制在背包、衣服、鞋子上，让消费者无论逛街还是上班都能穿，很受市场欢迎。

韦祖英(右)在贵州省从江县美娥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刺绣公司里指导工人制作民族服饰(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伴随产品销路渐好，还在外面打工的姐妹们也闻讯返乡，40户人家陆陆续续买了绣花机，有的办起了家庭作坊，有的也建了厂。村里已然形成苗绣一条街，家乡苗绣逐步走出大山。

高兴之余，我也面临新挑战。面对苗绣传承、传播青黄不接的窘境，我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把苗绣等苗族文化传承下去、传播出去。我想，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小，把技艺传给姐妹们也只能影响几十、几百人，如果学校、社会都参与进来，我们下一代就会有更多的热情和意识主动去学习、传承民族文化。

韦祖英(右)在贵州省从江县美娥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刺绣公司里指导工人制作民族服饰(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加大鼓励农村妇女创业扶持力度”“加大民族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传承力度”……2018年，我在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后，开始把这样的心声带出大山、带到北京。

近年来，我看到政府对民族文化越来越重视，出台了很多扶持政策，村里的苗绣产业也愈发壮大。

韦祖英在贵州省从江县美娥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刺绣公司里展示民族刺绣(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十年过去了，一台二手绣花机变成了80多台大型绣花机，带动600多名绣娘拾起了代代相传的技艺，孩子们也开始在学校捧起一针一线。

我相信，在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当我老了以后，会有更多人喜欢我们的苗族文化，会有更多年轻人主动学习我们的苗族文化。

记者：崔晓强、罗羽

韦祖英在贵州省从江县美娥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刺绣公司里刺绣(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韦祖英(中)在贵州省从江县美娥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刺绣公司里与绣娘们一起刺绣(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韦祖英在贵州省从江县美娥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刺绣公司里整理头饰(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韦祖英在贵州省从江县美娥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刺绣公司里刺绣(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这是韦祖英的刺绣公司制作的绣片(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