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新华社记者走进村民罗启朝家，发现他家已经断顿，全部家当充其量值百把元钱。35年后，新华社新一代记者再访他家，罗启朝的儿子罗招文今昔对比深有感触，“腊肉吃得不想再吃了”“家产加起来应该接近百万”
“30多年间，农民年人均收入从30多元增加到现在的1万多元。”但村支书文正友并不满足，“海雀村海拔高，一旦发生倒春寒，农业产业发展就会不稳定”
▲这张拼版照片显示的是海雀村的居住变迁：左上图为杈杈房、右上图为土坯房、左下图为石墙房、右下图为黔西北民居(图片均为2019年7月25日拍摄)。本报记者杨文斌摄
▲拼版照片：上图为2019年7月25日拍摄的乡海雀村披绿的山坡(无人机照片，本报记者杨文斌摄)；下图为20世纪80年代海雀村石漠化严重的山坡(资料照片)。
1985年，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刘子富走进乌蒙山区滇黔交界的一个高海拔山村。他采写的报道反映了一些村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情况，如“4个人只有3个碗，已经断粮5天”。
生活再苦，村民也“无一人埋怨国家”，部分干部却对他们的疾苦麻木不仁。村民的贫苦、淳朴，基层的官僚主义，经新华社记者反映后，引起了上级重视。
这个在当时被认为是贫中之贫、“苦甲天下”的村，就是今天的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河镇彝族苗族乡海雀村。
2020年，中国实施精准扶贫摆脱绝对贫困的冲刺之年，新华社贵州分社新一代记者几度访问此村，感受35年变迁。
再访当年“断顿借粮户”
从贵阳市区到赫章县城，高速公路畅通，只需3小时车程。而在35年前，几乎要从早开到天黑掌灯时分。
从河镇乡正在修筑新公路的小城镇出发，约20分钟车程后，就来到海雀村。一条条爬坡上坎的水泥路通组到户，民居、庭院收拾得整洁干净。村头前的沟谷里，有一组名为“海雀记忆”的模拟实景展示。
从杈杈房、茅草房到土墙房、石墙房，再到如今灰瓦白墙的黔西北民居，实景复原的“五代房”，折射了改革开放以来村庄的变化，也成为如今参观者的“打卡地”。
海雀村的村史展览上，陈列了35年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对新华社报道的批示：“有这样好的各族人民，又过着这样贫困的生活，不仅不埋怨党和国家，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这是对我们这些官僚主义者一个严重警告！！！请省委对这类地区，规定个时限，有个可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地多做工作，改变这种面貌。”
在村口“海雀记忆”里，一栋简陋的“杈杈房”前，立着一个老人雕塑，她头上盘着高高的发髻，手持一个空勺子。老人的原型是安美珍，2018年，98岁的她告别人世。
当年，刘子富来到她家时看到，安美珍大娘瘦得只剩下“枯干的骨架支撑着脑袋”，“4个人只有3个碗，已经断粮5天”。
如今，安美珍54岁的儿子马正安和妻子，住在山坡上一栋经过危房改造的房子里。身材单瘦的他勤劳生产，当护林员、喂牛、种土豆。家里虽已退出贫困户，但仍继续享受一些扶贫政策。
刘子富当年在材料中，反映了彝族社员罗启朝家的情况：走进罗启朝家，只见他妻子梁友兰满脸愁容地待在家里；去年因低温收的粮食本来就不多，又还债200多元，现已断顿了；她丈夫只好外出借粮，至今不知有无着落；记者看了他家的全部家当，充其量值百把元钱。
2020年4月的一个晚上，记者找到罗启朝的儿子罗招文。老房门口摆着一辆三轮车，房梁上挂着几大串腊肉。56岁的他，还记得新华社反映的情况引起重视后，上级给海雀村拨来救济粮，他跟着到镇上背粮回村、推石磨碾米的情景。
如今，父母都已去世。今昔对比，罗招文深有感触。自己小学3年级没读完，因为“家里太穷，5角钱都出不起”。“当时全家可以说是一无所有，现在米饭有了，肉也有了，腊肉吃得都不想再吃了。”
老罗在村里担任保洁员，每个月都领工资，老婆养牛，2个儿子在广东打工赚钱。现住房子是2004年修的，马路边还有一栋2014年修的新房子。
“家产40万元左右？”记者盘算一阵后问。
“不止啰——”老罗不服气地说：“单说新房子，出60万元，我不会卖。”他认为，现在家产加起来“应该接近百万”。
他带领记者来到紧靠村路的新房。房子已经装修好了，里面有8张床铺。他说，已和旅游公司签订了协议，将来用作民宿。正因如此，他看好新房的“升值”前景。
曾被贫困户轰出家门
当年材料也反映一部分干部，对农民的疾苦不关心、麻木不仁：比如海雀村距恒底区委12公里，区干部对这个村的贫穷状况也知道，但就是没有认真深入调查了解、真心实意帮助农民脱贫。
海雀村的贫困问题和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问题，经上级领导批示后，在贵州省引起了震动反思。
站在海雀村高处，苍茫林海一览无余。而在35年前，这个苗族、彝族杂居的多民族山村，水土流失严重，“山上光秃秃，地里粮荒荒”。
当时，得益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及改革开放，中国很多地方农村面貌已经发生喜人变化。但在一些偏僻的贵州山区，温饱问题仍然存在。海雀村村民陷入了“越穷越生、越生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
面对生态恶化怪圈，1988年，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毕节试验区建立。
曾“四让救济粮”、被称“老愚公”的老支书文朝荣，带领村民植树造林。如今，“万亩林海”遮天蔽日，林业收入成为村民增收渠道之一。
“2002年全村通电。以前村民听不懂普通话，2007年左右，上级给农户发电视机后，大家才跟着电视学普通话。”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村支书文正友回忆。他是已去世的文朝荣支书之子。
精准扶贫开展后，河镇乡被认定为贵州20个“极贫乡镇”之一。海雀村有村民260户995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50户220人，2016年，全村脱贫退出“贫困村”。2020年，全村绝对贫困人口全部清零。“村民日子过得越红火，我心里越踏实。”从赫章县建设局下派海雀村担任第一书记已经3年的孙志勇说。
在帮扶一户贫困家庭时，孙志勇曾被轰出家门。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去了，就这样反反复复做工作，终于得到理解。现在这户村民家每年可分红4000元。孙志勇说，知道村民关心、揪心的事，把村民的柴米油盐放在心上，他们才会逐步认可你、信任你。
2018年，县政府办副主任张宁下沉到双河村担任第一书记，第二年全村退出贫困村。他2020年上半年患病，却一直瞒着大家，继续完成剩余绝对贫困人口清零、巩固脱贫质量任务。多次劝解后，张宁终于同意撤回。“他还认为自己做了‘逃兵’，眼泪哗哗掉下来。”乡长文瑜介绍，大家都被他感动。
扶贫工作如何不止于“输血”，而是“造血”？扶贫业绩如何经得起历史检验？2020年4月，记者在河镇乡随机旁听了一场迎接上级评估的动员会。
会议首先通报了对违反工作纪律干部的处分，然后警示与会乡干部，实事求是干好工作，“绝不能干扰评估，不要用本地方言暗示诱导农民”。
这一年，河镇乡70%的乡干部下沉到村，开展脱贫攻坚冲刺补短板。2020年8月，记者再次碰到了文瑜，风风火火的她向记者坦言，自己暗中将生日祝福献给了“高质量脱贫”。
找个长期能端的饭碗
1994年出生的朱永江，大学毕业后回到村里，参与旅游开发。他记得，小时候，除了少数青年到附近铅锌矿挖矿，其余人基本在家务农，就业渠道狭窄。现在，全村大部分劳动力在沿海打工赚钱。
2020年8月，当记者再次来到海雀村时，罗招文站在一排穿着鲜艳少数民族服装的队伍中间，笑得非常灿烂。他披着一条花边黑色大氅，胸前捧着“11号民宿罗招文家”标牌。
原来，海雀村已经被贵州省确定为干部教育基地之一。当天，新的一批学员到了，他们将分散居住在具备民宿条件的家庭。
依托万亩林海和民族风情，海雀村正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12月初，罗招文拿到今年民宿收入1万多元。
“村里变化最大的是基础设施，目前，水电路讯已实现全部通、全覆盖。”脸庞黝黑的文正友，从食用菌大棚、矮化苹果到养鸡场、服装厂再到旅游，把村里的扶贫产业，向记者挨个“数”了一遍。
有的产业属“短平快”性质，近几年得到不少政策资金支持。“30多年间，农民年人均收入从30多元增加到现在的1万多元。”但文正友并不满足，他渴望能打造长效产业。
“海雀村海拔高，一旦发生倒春寒，农业产业发展就会不稳定。”怀有忧患意识的文正友直言，有些村民仍然存在返贫致贫风险。
他经过调查认为，本村可以发挥地缘优势，建设农产品批零市场，这样村民、村集体都可受益。“当有村民返贫时，村集体可以拉他们一把”。但也有当地人认为，附近不太远有农贸市场，可能存在重复建设的风险。
记者在村里随机走访一些农家，发现35年过去，这里依然有着“不向政府叫苦”的淳朴传统，但还是有一些公共服务难题需要破解。如一些农民没有儿女，他们现在生活没问题，未来养老会遇到一定程度的困难。
村民王建忠两口子没有小孩，靠种地和养牛养马生活。王建忠的妻子笑着说，只怪自己“年纪大，没文化，不能外出打工”。刚从山里用背篓驮草回来的王建忠担心：“等我们俩老了，干不动活路了，谁来给我们养老？”
2020年上半年记者来访时，发现海雀村很多农家都停放着三轮车。打听后得知，现在村里面没有幼儿园，需大人用三轮车等接送到外村上幼儿园，占用了劳动力，耗费了买车支出。
村民们普遍重视教育。他们认为，海雀村历史上贫困人口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贫在教育。村民王永跃两个孙子分别上初中、小学。“我经常给他俩讲，要好好读书，不读书就没有出路。”
记者近日了解到，海雀村幼儿园建设已获县建设批复，但选址还没确定。
就在不久前的11月23日，包括赫章在内的贵州9个县退出贫困县。至此，全国832个贫困县，按现行标准全部脱贫出列。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迎来告别绝对贫困的标志性时刻。
（段羡菊、王新明、崔晓强）
扫码下载
中文网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