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美国的“9·11”影响了美国的反恐战略，那么智利的“9·11”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南美洲国家的发展道路。

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发动政变，推翻了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阿连德政府。他大胆启用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海归派”(即“芝加哥弟子”)，担任各个经济部门的要职，在智利实施了以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和经济体制市场化为核心的“四化”改革。这一改革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在整个拉美大陆都是前所未有的。无怪乎智利前财政部长福克斯莱认为，智利发生了“经济政变”。

这场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智利经济的活力，从而使其获得了与东亚“四小龙”齐名的“美洲豹”这一响当当的美誉。上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纷纷仿效智利，争先恐后地走上了改革之路。在评价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的“四化”改革时，应该承认，拉美经济改革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以下三个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一是国家在社会发展领域的角色严重缺失。例如，为了强化市场的功能和减少政府的干预，同时也是为了压缩政府的财政开支，政府取消了那些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事业的价格补贴，文教卫生领域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公共投资未见大幅度提高。

二是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更为严重。诚然，收入分配不公不应是经济改革的必然后果，但国有企业私有化等改革措施，委实为财富集中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众所周知，墨西哥人卡洛斯·斯利姆之所以成为墨西哥的首富(曾经是世界首富)，就因为他从国有企业私有化中获利匪浅。

三是原来的政府垄断被私人资本垄断取而代之。在私有化以前，拉美的基础设施部门都是国有企业控制。由于投资不足，加之管理不善，国有企业无法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例如，安装一部电话需要排队等候数月或一年以上，断水和断电现象司空见惯。私有化后，这种现象不复存在，但是私人企业利用其垄断权，大幅度提高电费、水费和电话费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服务费，从而加重了民众(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生活负担。

近段时间智利发生的骚乱以及日前阿根廷大选的结果，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众对上述三个弊端的不满。

卢拉担任总统时的巴西充分说明，在社会发展领域，政府不仅应该发挥其积极作用，而且是能够发挥其积极作用的。例如，巴西穷人为数不少，于是卢拉政府制订了“零饥饿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政府为穷人提供免费的或廉价的食品。虽然由于受政府财政困难的影响，这一计划尚未达到卢拉所说的“让每个巴西人一日三餐”的目标，但确实有大量穷人摆脱了饥饿。除“零饥饿计划”外，巴西还实施了“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根据这一计划，贫困家庭每月可获得一定量的现金补贴，条件是必须送子女上学，并定期接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医疗服务。一方面，政府的补贴可使贫困家庭的生活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让子女受教育和拥有健康的身体，有利于提高巴西的人力资源质量。

我们不能因智利爆发骚乱而全盘否定拉美国家实施经济改革的必要性。但是，这一现实充分说明，面对经济改革产生的社会成本，政府在社会发展领域的干预不是越少越好，而是不可或缺。否则，对于社会的弱势群体来说，“看不见的手”会成为“看不见的拳头”。

(江时学，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拉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