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如何保护好红墙碧瓦的老北京

崔勇代表

宋慰祖委员

　　张景华委员

以亲身经历履职新时代，用提案建议保护老北京。在昨天举行的第六场代表委员专访中，三位来自文化战线的工作者为北京的“老城保护和中轴线申遗”出谋划策，并向记者分享着调研中的所见所感、提案得到采纳后的心情……

崔勇代表

腾退空间如何融入北京特色文化

作为北京正阳书局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勇代表切实体会到了政府对实体书店的扶植决心和力度。“正阳书局坐落在元万松老人塔中，这是一座国家级文物。可以说，正阳书局的进驻本身，就是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活化的一次实践。”

崔勇建议，尽快完善相关金融政策，让这种扶植更加精准化，而实体书店也应向文化创意产业提升，“有的书店正在进行转型，转向出版业、开始做内容输出、运营新媒体、做文创产品等，向文创产业进行融合。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实体书店作为文化传播机构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

近年来，北京腾退出不少空间，并增添了多处清朗宜人的城市森林和口袋公园。这些空间的“华丽转身”如何融入更多北京特色文化？崔勇认为，“森林拥抱城市”对北京的环境治理、美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老城之中，有一片地方鸟语花香，大爷大妈在那拉家常，这是一幅很美的画面。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极具特色的古典园林艺术。这是北京的一张城市文化名片。“我建议，北京这些新建的绿地、公园，可以站在历史名城、严格落实总规的高度上进行设计，由各部门联动，多多地吸收皇家园林、王府园林的元素，通过一些更精细化的设计，展现北京在园林艺术上区别于其他城市的地方。”

北京老城的色彩主基调多是红墙碧瓦、青砖灰瓦，但崔勇注意到在老城区大量出现的隔离护栏都是白色的，且密度很大，显得有些突兀，与老城风貌不太协调。他建议，在交通隔离带的设计中引入老城风貌的街区治理导则。

宋慰祖委员

会馆的保护要与文创产业结合

持续10年提出会馆保护与利用提案，持续12年提出曹雪芹故居复建提案，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宋慰祖委员有丰富的履职经历。他的不少提案如今都有了进展，如会馆保护和利用写进了“城南发展行动计划”；2018年东城区磁器口十七间半曹雪芹故居启动复建。宋慰祖说：“从人大代表转到政协委员，我一共写了50多个提案，每当看到提案能得到落实，心里特别高兴，这说明我的提案切中了问题的重点。同时，我也很忐忑，忐忑于下一个提案是不是还能有这样的水平。”

今年政协会上，宋慰祖又给老城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提出了不少建议。“北京只剩四五十座会馆了，一定要保护起来。”他说，对会馆的保护不单是简单地建一建，而是要活态化，要适度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使其现在的作用和从前的功能大致保持一致。“说到这，宋慰祖提到了2009年他曾写过的一份人大建议：可以鼓励“谁的会馆谁来修”。比如，某一个地方的会馆可由当地的企业来修复，给予一定的使用期，用于发展有当地特色的文化产业。这既有助于老城的产业有序发展，也有助于文物的活态化保护，助力中轴线申遗，推进全国文化中心的建设。

宋慰祖也指出，在中轴线及其周边文物保护和利用的情况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如使用不合理、使用不开放、环境不安全的“三不”问题。他建议，既要依法加强对文物的保护，也要争取通过挂牌，注明“文物身份”，尽可能实现有条件开放，确定开放时间，做好文物介绍展示。通过展示说明，让人们了解文物的价值和历史，有机会学习文物、体验文物、传承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

“要为文物腾退立法。”宋慰祖表示，文物法应该做适当修订，规定文物占用单位和个人的腾退责任和应该得到的补偿标准。“不要一事一议，一地一议。”

张景华委员

中轴线保护最大问题是腾退拆迁

“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最难啃的‘硬骨头’不是规划、利用、申遗问题，而是腾退搬迁。”光明日报社北京记者站站长张景华委员做过28年的记者，她通过多次实地调研中轴线，得出了这个结论。

“皇史宬代表了我国古代档案库房最高的建筑水平。”说起这座著名的明清两代档案馆，张景华赞不绝口，认为在400多年前能建造一座防潮防旱防虫的档案馆，并做到档案保存完好无损，这体现了当时建筑设计与科技的较高发展水平。“不过，由于历史原因，皇史宬的南院一直有部分住户，其中文物的现状也让人痛心。去年四五月份，我随市政协多次实地调研皇史宬，看到那里私搭乱建特别严重，而且存在着上下水不通畅、厕所设施不足等问题。”张景华说，虽然这里的腾退任务早就列入计划，但说到底，是拆迁成本、腾退成本巨大，阻碍、拖延了这一计划的具体实施。

“北京的文保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保护文物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是，通过几次调研，发现文保工作还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对皇史宬的调研，让我觉得，文保工作任重而道远。”基于此，张景华提出了对文保工作的几点建议。首先，应成立由相关部门牵头的中轴线申遗保护专项督查制度，发挥政府的责任机制，并引入精细化治理的概念。“如今，北京很多工作都实行一把手负责制，比如河长制、街巷长制，在文保上也应该引进类似的机制。”其次，应加大文保的立法力度和执法力度。“我们文物保护的法律并不少，但早期立法的时候，文保形势和面对的情况相对简单。随着社会的发展，文保法严重滞后。”她建议，要及时修改滞后的条款，以适应现代文保工作的需要。此外，还应加大对文保工作的监督，包括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同时启动问责机制。

本报记者 殷呈悦 程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