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物资交换德国军火
大批德国军事顾问来华的同时，中德之间战略物资和军火贸易也迅猛发展起来。1934年8月，中德签订《中德易货协定》，规定中国政府以砂矿和农产品换回德国的“工业产品”，德国则向中国提供重工业企业设备。1936年5月，中德签订《德华信用借款合同》，德国将向中国提供1亿马克的商业信贷，中国可用此购买德国工业品和其他产品，之后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有了很大的发展。1934-1938年5年中，德国从中国进口的钨砂（制造枪炮等必不可少的战略原料）分别为2510吨、4784吨、5091吨、8037吨和8962吨，从中国钨砂占德国进口钨砂的比例来看，1934年占57.2%，至1937年已达70.6%。除了钨砂以外，德国还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锑、锡等重金属原料。在德国重整军备的过程中，从中国获得的战略原料起了很大作用。
中德断交、宣战后，国民政府完全停止了向德国出口钨砂等战略原料。至1943年11月，德国政府经济部长施佩尔向希特勒报告说，由于钨砂进口中断，国内储量仅够10个月的使用。德国当局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人提议用黄金同中国交换钨砂，但以往的德国对华贸易公司早已被迫中断了同中国的业务往来。希特勒德国不得不喝下纳粹当局自己酿下的苦酒。
根据《中德易货协定》，中国方面还需向德国出口大宗农产品。这也是中方抵付进口德国军火及工业贷款的重要手段。自借款合同签署后，中国向德国提供了大批的农产品，包括蛋品644吨、芝麻6500吨、豆油850吨、棉籽油2095吨、桐油100吨、花生仁1000吨、花生油1000吨、蚕茧150吨。
南京当局还加快了从德国进口武器的步伐。1936年德国对华出口军火为640.5万马克，占德国出口军火总额的28.8%，中国成为德国军火的最大买主。根据德国外交部的一份文件，至1936年10月，德国已向中方交付价值1000万马克的军火，其中包括2300万发炮弹、6000万发反坦克炮弹、1800万发高射炮弹，以及探照灯、钢盔等；另外，已订货且将于1937年交付的军火中，有150毫米海岸防卫炮4门、88毫米海岸防卫炮4门、240门水雷、1艘布雷艇、60门野战榴弹炮，以及高射炮牵引车；1938年交付的有榴弹炮、炮艇、鱼雷快艇、高射炮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当局已有一支8万多人全部德式装备的部队，在淞沪战场上曾作为主力使用。
1935年在德国顾问参与下，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主持制订了重工业发展的三年计划，该计划确定了中德合作进行的10大工业项目，有钨铁厂、钢铁厂、炼铜厂、炼油厂、中央机器厂（包括电机厂、工具机厂）、中央电工厂（包括电线厂、电话厂、电子管厂）等，德国方面除供应设备外，还负责工厂的设计、主要厂房的建筑和设备安装。
陶德曼调停无果，中德断交宣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德国虽和日本结盟，但又不愿日本取代德国在华利益，也不愿日本在中日战争中受损，从而失去或削弱在远东对苏联的牵制作用，因此不希望日本扩大侵华战争。10月下旬，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电告驻华大使陶德曼和驻日大使狄克逊，德国愿意调停中日战争，由此揭开了陶德曼调停的序幕。
在陶德曼调停期间，日本先后三次提出所谓的和平条件如内蒙自治、华北特殊化、上海交由国际共管等，对此，德国政府不仅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反而力劝中国接受。在南京的胜利又促使日本更进一步提出令中国无法接受的条件，如中国放弃溶共和反抗日满的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予以协助，中国向日本作必要的赔偿等。
但没等陶德曼和蒋介石的进一步商谈得出任何实质性的结果，日本方面便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称谈判已经结束。东京方面对德国“提供的斡旋”表示感谢，并且撤销对国民政府的承认。对于日本的挑衅，18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中日两国互相召回驻对方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的努力实际上已告失败。
陶德曼调停期间，德国的政策已经明显倒向了日本，随着局势的发展，日本在德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也愈显重要。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宣布：“德国将承认‘满洲国’，以抛弃过去不可解之幻想政策，而尊重现实。”这一演说，成为中德关系倒退的转折点。24日，中国政府照会德国外交部，表明了“对德国此种不友谊行为之不满”。德国方面则通过其外交部向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表示：“德方对中日战事仍保持过去中立态度，希望中国政府亦继续以前对德友谊。”
然而，德国说一套，做一套。6月24日，外长里宾特洛甫下令召回驻华大使陶德曼，与此同时，德国国防部则严令禁止军火输华。7月5日，全体德国顾问离华返国。中德合作至此结束，两国关系基本破裂。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正式签订，条约“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之领导地位”。次年7月，德国更进一步宣布承认汪精卫伪政权。这无疑是对中华民族及远东地区各国人民利益的粗暴干涉。南京国民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正式宣告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9日，中国政府宣布同时对德国、日本、意大利宣战，双方处于战争状态，与德国间的“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一律废止”。中德关系至此完全破裂。
希特勒拉拢蒋介石合攻印度
中德绝交后，德国仍然企图拉拢中国。1942年，德国有关方面引诱中国缔结《中德军事密约》，企图将中国绑到轴心国的战车上。但得知希特勒想要中国“突攻印度，与德合作”的计划后，蒋介石警醒了。他在6月18日日记写道：“对德国路线，勿再探索为宜??不如严令拒绝之。”蒋介石这时关心的是加强反法西斯阵营的力量，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当年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曾访印，力劝英国与印度化解矛盾，共同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现在德国却要中国“背盟”，“突攻印度”，自然要被蒋介石拒绝。
关于合攻印度的会师计划，据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回忆，希特勒曾向他提出，分兵越过伊朗，进驻波斯湾，与日本“在印度洋会师”。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中也说：希特勒“认为大军南侵，从乌克兰进攻高加索，将石油控制在手，可断绝英、美从波斯湾方面对苏的援助，使德国的势力伸展到中亚细亚，再与印度方面的日军遥遥相对，取得联系”。
为实现会师计划，1942年3月23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和日本驻德大使大岛会谈，商讨轴心国的战略，要求日本占领锡兰和马达加斯加等地，以配合德军向中东和高加索的进军。日本在偷袭珍珠港得手，取得局部海上优势后，也曾制订了一个用5个师攻打澳大利亚、夺取锡兰，与希特勒在印度洋上会师的计划。
美国总统罗斯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计划的危险性。1943年，他在开罗会议期间对他的小儿子直言不讳地说：
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欧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罗斯福的这段话从中国坚持抗战、拖住日军主力这个角度，认为如果中国军队被打垮，德日会师印度，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来说，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分析：蒋介石接受德国拉拢，与德合作，命令当时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进攻印度，从而促成两个法西斯会师，其结果不也同样是灾难性的吗？幸亏，蒋介石没有这样做。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在其巨著《国家间政治》开篇说道：“像所有的政策一样，国家间的政策是为了利益而争，无论国际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利益总是最直接的目标。”中国的战略原料虽然对纳粹德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中国在远东的战略价值当时无法同日本相比拟。国际形势迫使希特勒在中日之间做出选择，这也是中德关系由高潮到破裂的症结所在。
参考文献
《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马振犊，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吴景平，福建人民出版社；《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杨天石，华文出版社；《三十年代中德关系初探》，张宪文，《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