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联合课题组发布了关于曹操家族DNA研究的最新成果，称发现了一种罕见的家族内共有的基因类型。网民议论纷纷，该成果的科学性和可信度有多高？有怎样的价值？
许多人认为，大学花大钱去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家族的DNA是在“烧钱”，既创造不了任何生产力和社会效益，之于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不会有很大的提高。复旦大学则回应称，对历史人物进行DNA研究很有必要，还将对孔子、尧舜禹等人进行DNA研究。
其实，研究曹操家族的DNA，是属于学术中“学”的内容。网友们所说的提高生产力，是属于“术”的部分。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在《饮冰室书话》中对“学”与“术”进行过这样的描述——“则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其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水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学”与“术”，分属于学术研究的不同层面，不应该厚此薄彼。可以肯定地说，一个只专注于“术”而忽略于“学”的学术研究环境，是极不健康的。
研究曹操的DNA，的确不能直接提高生产力并转化成劳动成果造福于人类。可是，这不代表这种研究就是不靠谱、纯烧钱的。一个例证就是“基因考古学”早已在西方被广泛应用，我们却还在为“真假曹操墓”争得面红耳赤。当曹操墓被发现之始，许多网友是力主引入DNA研究来进行考古并确定墓主人身份的，可是，当真正的DNA考古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又为何还要质疑验DNA之举是在烧钱？
“真假曹操墓”的问题可以先放在一边。这类研究更大的学术意义在于对所有的文学、史学知识进行最大程度上的真实还原。研究“曹操家族和夏侯家庭的关系”这一学术课题，除了对文史常识有纠正作用，于坊间的历史传说和当下的后宫剧创作也有很大的创新价值。
用DNA研究历史，是属于学术研究中“去伪存真”的重要内容。DNA不会说谎，只有历史记载和文学创作会说谎。这种观点在欧美国家被称作“新历史主义”，即应该对历史记载进行适当的文学批判。持有类似观点的人，在我国被称作是“古史辨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当属顾颉刚和钱玄同，其中，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点，他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引入基因研究这等自然科学方法，显然是一种必要和必须。
学术研究，并非只有“术”，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学”的成分。学术研究，并非只有对生产力提高有作用才是有意义。如果否定DNA对于文史学术研究的意义，则无异于是在否定全部社会科学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这似乎是在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文科知识是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研究历史、考古，不会提高中国人民的幸福指数。显然，这样的观点有失偏颇。
济北南（山东 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