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保护自己的青春一样，很多知青并不能接受对这段历史的批判
不过，对于前来参观的知青，这样的“基调”并没有获得所有人的肯定。在一场活动上，当10位女知青的战友上台发言、寄托哀思的时候，站在台下的一位成都知青忍不住频频摇头。
“那其实是整个运动里非常小的一场事故。”这位老人说着，试图打断一位正在做笔记的记者，“知青运动其实还有很多正面的例子，我们在里面都收获了很多。”
在参观结束后，几位当年的知青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樊建川，知青生活馆的展览“太压抑了，不能激励人”。
当知青运动结束31年后，这些曾经上山下乡的人们关于“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就像保护自己的青春一样，很多知青并不能接受对这段历史的批判。
事实上，在布置展览的过程中，樊建川一直在给整个知青生活馆“做减法”。他撤掉一些太磨难的东西，希望“在苦难之上有些亮色”。
“你会发现，知青在自我描述的时候夹杂了很多自我想象的东西。”他说，“有人夸大苦难，有人夸大欢乐，有人夸大成就。”
在运动结束几十年后，很多东西都已经变了。在知青生活馆开馆前，樊建川曾经邀请来自全国7个省市的300多名知青，表演当年知青“原生态”的节目。可在演出中，他发现，同一个知青，同样的忠字舞，人们的动作却怎么看都“假”，再也跳不出当年的味道了。
“几十年的审美观不自觉地融入了他们的生活。”樊建川叹了口气。
他常常觉得，知青们似乎很刻意地不愿意回到过去的一些记忆里。比如当年最有特色的“对口词”，在这一回的演出中，没有一个知青愿意表演。相比之下，大家都爱唱一些更加“新时代”的歌曲。这位原本希望“展现知青生活原本样貌”的老知青只能安慰自己，“变化也是记录”。
作为曾经的知青，樊建川坚持，知青运动的确造成了很多不确定的风险、伤亡和牺牲，但它也“的确培养了一批人”。
“我们不能违抗大命运，但我们这代人也并没有垮掉，在适当的时候挑起了整个社会的担子。”樊建川说。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在知青运动中被“过早抛入社会”，知青们大多特别能吃苦，对社会的洞察力特别强，心胸也特别豁达。
他更加相信，在“50后”的知青群体之后，“60后”和“70后”们，可能很难找到一种纽带，把这么多人联系在一起。
“知青是太特殊的一个群体。”樊建川说，“我们被集体强制抛入另一个轨道，经历了同样的无奈，大家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
作为其中的一员，他也希望在这个还没有正式开放的博物馆中，“真实冷静地”反映知青群体承担的、来自国家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记录命运大潮下每个个人的悲喜哀乐”。
他常常体会到紧迫感。“知青正在加快速度走入历史，如今已经年届60岁的知青们，再过十几年会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野。”樊建川说，“我们有责任把真相留给后人。”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于姝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