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慈善事业是建立在社会捐赠基础之上并以援助弱势群体和促进社会公益为己任的社会事业，它是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收入差距扩大、社会需求多元化等问题构成了慈善事业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体现了进一步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十二五”期间，慈善领域发生的引发社会公众对慈善质疑的典型事件——郭美美事件以及多起类似事件使人们对于慈善组织的公益性、透明性、可信赖性产生怀疑，影响了人们对慈善的看法，反映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第一，慈善法制规范与政策支持体系欠缺。既有的法律未能明确慈善事业的基本定位，对于慈善事业运行过程中的主体、重要环节以及监管等问题也未作出相应的规范和约束；法律法规存在相互冲突、矛盾或是修订不及时等问题；慈善税收优惠的额度偏低，实物捐赠、股权捐赠等的免税制度面临政策障碍；享有税收优惠的程序烦琐并存在区别对待问题，税收优惠制度执行力较差。第二，慈善组织治理能力有待提升。慈善组织内部治理不够完善，战略规划与创新能力不足，慈善资源合理配置能力有限，信息公开不适当等是制约慈善组织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方面。第三，慈善事业管理体制亟待转型。慈善事业发展中的行政化色彩较浓厚，慈善监管的效能尚未充分发挥。
正是在公众高度关注的社会背景下，政府与立法机关对慈善事业的发展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十二五”期间，我国慈善事业得到了发展，其显著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第一，慈善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慈善立法快速推进。2013年11月，慈善立法纳入十二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2015年，《慈善法》（草案）经过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法规逐步完善。2014年1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对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出台的指导、规范和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文件。民政部印发《关于贯彻落实的通知》，对《意见》的规定进行了细化，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 第二，慈善组织数量显著增加，能力出现较大提升。2011—2014年全国社会组织数量呈现上升趋势，其总数分别为46.2万、49.9万、54.7万和60.6万个，四年内社会组织共增加14.4万个。公益支出数额不仅能反映慈善组织所具有的吸引慈善资源的能力，同时也能够体现慈善组织自身的管理运营效率。“十二五”期间我国慈善组织公益支出总体呈上涨趋势。 第三，慈善资源总量稳步增加，出现新媒体捐赠热潮。无论是慈善财产的筹集还是捐赠方式均在“十二五”期间表现出了新特点，而这些变化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民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升以及慈善观念的不断普及密切相关。 第四，慈善研究与慈善教育方兴未艾。慈善研究机构数量明显增加，慈善人才培养及教育日益受到重视。第五，慈善活动呈现国际化趋势，主要体现在项目开展的国际化、合作交流的国际化以及国际认可程度的提升上。第六，慈善行业自律和监督迈出实质性步伐。2013年4月成立的中国慈善联合会，为慈善行业的自律提供了组织载体。尽管出现了诸多关于慈善行业的负面信息，公众对于慈善行业的信任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但是从慈善行业整体情况来看，由于行业自律载体的增多和监督力度的加大，其透明水平出现了一定的提升，整个慈善事业已经走出了公信危机而步入快速发展的门槛。
慈善属于五大发展理念中“共享”的范畴，符合时代精神。“十三五”必将成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2016年将出台的《慈善法》能够为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慈善法》出台后，慈善法配套法规如慈善组织登记管理制度、税收促进政策等的制定和修订工作也将迅速展开。 政府与慈善事业之间的关系也将由原有的官方主导逐渐过渡为“民办官助”，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为慈善提供良好外部环境，激发民间慈善的活力；而民间慈善力量则需要在遵守基本规范的情况下努力提高自身创新与管理能力，与政府共同推动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慈善行业自律与组织自律一方面能够避免政府监督负担过重、管理乏力等现象；另一方面也能够降低慈善事业的监管成本，提高整体的管理与监督效能 。“十三五”期间，慈善行业自律和慈善组织自治将得到加强和完整。慈善理念的现代化、慈善组织能力和管理的现代化、慈善资源动员机制的现代化将取得长足的进步。“ 十三五”期间，要打赢扶贫攻坚战，除了坚持政府的主导作用外，必须突出社会扶贫的新理念，充分发挥慈善等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在此背景下，实现慈善和社会救助及扶贫开发的有效衔接也是慈善事业发展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作者：杨思斌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理事，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组织编写、郑功成主编、人民出版社2016年2月出版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 2016》之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报告，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