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一定不会想到，他最近在白雪皑皑的瑞士达沃斯说了几句话，就立即成了“头条”人物，经过多番讨论人们基本达成几点看法：首先，这个金融大鳄并没有笃定地说中国会经济硬着陆；第二，他对中国经济确实有担心，同时也抱有希望；第三，索罗斯没说他在做空人民币、做空中国；第四，以中国的财经体量，索罗斯即便要做空中国也是以卵击石。
索罗斯在1992年大规模做空英镑而打败英格兰银行，1997年做空泰铢而引发亚洲金融危机。二十年过去，这位年迈之人的许多言论往往基于媒体的报道因而失之偏颇，但他寥寥数语竟然引发如此轩然大波，其原因恐怕不是索罗斯的话有多厉害，而是他的话代表着某种厉害的趋势和力量，以及对正在经历深刻转型的中国经济可能形成的压力。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近日发表文章《中国需准备好非常规手段应对中美经济战》，认为索罗斯会不会做空人民币不该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里面，金融炒作没有阴谋”。郑永年认为，人们的诸种讨论忽视了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索罗斯要做空人民币的热议？如果置于更大范围的当今地缘政治背景下来考量，就可以转化成为另一个潜在问题：中国是否会和美国发生一场经济战？
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尽管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不过即便在学界，人们更多将它作为一个命题和推演，即使最前卫的经济学者也不愿谈及它的现实性，因为这必然同时伤及世界排名前二的经济体以及艰难复苏的全球经济；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场对攻战的发起需要决绝的意愿，中国自然不会，美国应该也不会，除非美国必须具有足够的马基雅弗利主义精神（郑永年语），即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维持其霸权地位，而经济战只是其中一个有效工具。
谈论中美经济战容易将视线引入惯性的“阴谋论”讨论，尽管很多阴谋其实只是阳谋。我们不如轻松一点，来谈一谈郑教授谈到的这个“马基雅弗利”。
尼可罗·马基雅弗利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现实主义政治思想家。他的代表作是《君主论》，推崇国家利益这一高尚目标，并认为为此可以不惜一切手段。马基雅弗利及其理论几百年来始终毁誉参半，因为它无法解决道德与政治的矛盾。马基雅弗利政治学认为，军队和法律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因而领导人也应精通军事；领导人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不应受任何个人道德准则和情感的束缚，而应首先考虑国家利益，但又不能把目的说出来，要允许“外示仁慈，内怀奸诈”；为实现国家利益，国君可以和国内的利益集团为敌，但不能与人民为敌；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
马基雅弗利时代的欧洲正处于乱世，当时血腥和悲剧主宰了意大利半岛，城市国家、王国和共和国之间征战不休。马基雅弗利不仅成名很早而且少怀大志，他从29岁时起就作为佛罗伦萨的外交特使，骑马纵横于这片钩心斗角、充满危险的乱地。他做了不少事情，比如代表佛罗伦萨出使国外，组建并训练了第一支国民军，他还与达·芬奇合作开展工程项目，但他未能辅佐君主成就大业，反而眼睁睁地看着他深爱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在1512年落入西班牙人的统治，并且在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效力15年之后他遭遇曾经被推翻的美第奇家族的复辟。作为罪臣，他遭到囚禁，被折磨得肩关节脱臼，也被革去职务，被逼与妻子和一群子女隐居乡间，经受政治与生活的潦倒与折磨。1513年8月，穷困寂寞的马基雅弗利开始写《君主论》，“以摆脱一无是处和抑郁的情绪”。他曾幻想此书为他在政府中换取职位，但高层直接拒绝了这个已经失势的旧臣。在马基雅弗利生前，据说只有三十多个人读过《君主论》。
有研究者说，《君主论》是一本政治高尚但操守低下之作，因为它在推崇利益的国家目标同时，鼓动手段的不计代价。这本书随后成为经典，也在于它冠冕堂皇地将目的的高尚与手段的低劣隔离化、正义化，为欧美历史上许多引发争议的政治活动提供了指南。
马基雅弗利本人也是分裂的，政治上智慧并未救赎他人生的没落。他寻求占星家的建议，相信星象会影响政治事件；他教导别人虚伪，他自己却做不到：他拒绝奉承宫廷弄臣，经常顶撞地位比他高的人。他曾经劝儿子给一头骡子解开缰绳，好让它“恢复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如何攫取权力，但自身却最终被剥夺了权力。
不过，马基雅弗利失败了，《君主论》却活下来，“无所不用其极”成为欧美政治的“常见”手段。即便当下，在阿富汗、伊拉克，在中东、西亚、北非诸多战争、祸乱之中，马基雅弗利教义时隐时现，并成为施祸者自我开脱的道义理论。所以，当我们转回来再次谈及经济战，就不能直接将其归入“阴谋论”，某种趋向在一定条件下会演化为现实，尤其在全球艰难复苏的当下，中国经济必须预谋、储备更多主动之策。（夏文辉 国际问题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