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靠以苹果手机为代表的智能产业和移动互联进入全面的新供给扩张阶段，带动了其消费、投资的复苏以及出口的反弹。2010年以后，美国经济逐渐走出了衰退，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2008年末，中国实施了四万亿需求扩张政策，但2010年经济依旧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工业品价格持续下跌，企业效益下滑，经济进入持续五年的下行阶段。
贾康领导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适时提出了“三驾马车”在需求侧难以自我实现，而与需求侧“元动力”相对应的——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综合形成的供给侧产出及相关的制度供给，才是真正形成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供给侧动力机制体系。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供给侧改革”热度不断升温。12月13日，《新供给经济学》新书发布会暨供给侧改革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刊记者对贾康进行了专访。
经济生活的五大要素源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
《中国发展观察》：在中国经济下行、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之时，您和您的团队提出了把“供给侧管理”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我们知道，1981年-1982年，美国经济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里根改为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主导思想，有效缓解了美国滞胀问题，并且在1985年第二任期宣布继续扩大原计划。此外，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靠以苹果手机为代表的智能产业和移动互联进入全面的新供给扩张阶段，成功实现转型。在您看来，现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该怎么改？
贾康：说到供给侧财政政策，里根经济学的供给政策主要是减税。然而我们所强调的供给侧政策更多是侧重总供给侧和需求侧调节的有机结合。就财政政策而言，我们强调财政政策要赋予弹性，应对下行态势时，可以更加积极一些。面对新常态，应根据经济“中高速”运行的新特征和随之而来的优化结构、提高增长质量、惠及民生的必然诉求，对接能增加有效供给的选择性“聪明投资”机制，即有效投资，把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结构性导向与“让市场充分起作用”的配置机制和多元主体合作制约之下审慎务实、高明聪慧的项目科学决策结合为一体。因此，我们不认为应当采取简单的双管齐下式的过渡性政策组合，而是需要从增加有效供给的角度来看待需求侧调节的财政政策。
《中国发展观察》：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开创了供给侧学派的先河，“新供给经济学”提出有“破”有“立”，这种理论创新是借助“萨伊定律”还是“主流供给学派”拉弗或者“温和供给学派”费尔德斯坦的思想？
贾康：我们所倡导的新供给经济学采取的是一种“集大成”式的态度，因此不能直接说来源于拉弗或费尔德斯坦等美国供给学派的理论影响。我们所倡导的“有破有立”，是从更大的格局上，对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中对供给侧、需求侧问题的忽视，对主流教科书与代表性实践之间的“言行不一”，对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等方面做出直言不讳的批判，同时从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从经济基本理论支点（分析前提），从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等资源配置主体各有所为，从制度供给应充分引入“物”和“人”两个视角、在供给端打通认知体系等方面对新的分析基础有所明确。当然，我们总结经历了“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及“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复辟—供给管理”的两轮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而新供给经济学则是沿着两轮否定知否定轨道实现理性回归与认识的螺旋式上升，所对接的是包容性、集大成的思想认识追求与开阔境界。新供给经济学具有“求真务实”的特征，其“否定”的方式是建设性开阔包容“大融合”，同时赋予“复辟”浪潮的思想内核与创新色彩，是从基础理论到政策主张的贯通。
《中国发展观察》：近日，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撰文《供给侧改革须避免三大误区》指出，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以为四个阶段：新供给形成阶段、供给扩张阶段、供给成熟阶段、供给老化阶段。如果一个经济体中大部分行业处于新供给形成和供给扩张阶段，这个经济就会充满活力，但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有太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的产业，那么无论是刺激需求还是五年计划，都无法改变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你们也提出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这其中的“破”与“立”是什么？五中全会提出体制创新，请您具体谈一谈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贾康：当前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正面临一轮下行态势。在这方面，我们提出要“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这是提高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变“微观潜力”为“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依靠供给端的改革，特别是制度供给。要解释所谓“中国发展之谜”，无论现在大家如何探讨，我们认为最根本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的确立一定是第一位的。这种制度供给支持了中国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但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务又是异常艰巨的。
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是我们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须解决的、实质性的供给端创新。支持经济增长特别长期增长的要素，所谓“动力源”，在理论上分析主要是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主要的国际经验都表明，各个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三项（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比较多地生成和体现出来。一般的经济体在发展过程的初级阶段中，强调所谓“要素投入驱动”，粗放发展是与此有关的。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面两项在制度、科技和管理创新等方面可能形成的贡献会更大，而且极为关键。所谓“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就是指后面这两项能够给予的新支撑。所以，中国新时期的增长动力构建，实际上是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加上政治方面的民主法治化的发展过程。由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五大要素源，合乎规律优化重构的混合动力体系，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这几个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约，释放经济社会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
从这样的认识再往下展开，结合五中全会，以及当前我国经济所面临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从五个视角呼唤实质性的供给端改革创新。
从人口劳动密集角度看，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人口红利在下降。土地自然资源方面，应该承认土地制度带有明显的僵化落后特征，自然资源的粗放和低效耗用也越来越不能为可持续发展所接受，是一种必须改变的现实。在资本作用方面，与实体经济多样化融资和升级换代相匹配的金融支持是不足的，金融压抑还相当明显。
在改革方面，制度供给视角下，应该承认政府职能改革是不到位的，制度供给仍然表现出严重滞后的种种特征。在进一步创新方面，首先创新主体需要有创新能力的人，而我们的教育体制扭曲僵化，科技人员的物质条件虽然得到改善，统计上的科技成果也在上升过程中，然而真正的科技竞争力却没有逐步提升。应该承认，科技创新的驱动力还是比较弱的，实际生活中还是看到机制的僵化和落后，光是“科研经费使用怎么有效”就已经争论了多年。
因此，从制度供给角度、体制创新的角度看，我们都需作出努力，解除供给抑制，放开供给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