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１６日电（记者苑苏文）３７岁的纪录片导演郭晓明曾用镜头采访了４００多名抗战老兵，却发现，虽然经历了相同的历史事件，但每个人的故事都大不相同。
八年抗日战争，重大战役事件的记载卷帙浩繁，但被记载的作战时间相加起来只占整个抗战过程的一部分。而有了老兵们对细节的讲述，历史变得更加丰满、温热。
访谈从２００８年持续到２０１３年，受访老兵中既有开国少将、国民党中下级军官，也包括民兵和情报人员，年龄小的有８６岁，最大的１０４岁，如今已经去世了一小半。对这些老人来说，如果不是几个风尘仆仆的年轻人扛着摄像机前来拜访，他们的人生将无法为人所知。
这些素材一部分在历史纪录片《我的抗战》中得以呈现，类似形式的纪录片还有《电影传奇》《我的长征》《我的祖国》……这些纪录片都是由前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永元带领的“口述历史”团队制作的，郭晓明就是其中一员。
目前，上述收集并整理完成的口述历史采访影像及相关视频涉及电影、外交、战争、知识分子、知青和民营企业等六大领域，访谈４０００余人次、８０万分钟，还收集了许多珍贵的图文和实物资料。
“口述历史”是一种通过亲历者记忆搜集历史细节、还原真实事件的途径。这一概念在学术界被提出虽然不足百年历史，但在中国，有这样一群人，却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这一概念。
而谈到拍摄的初衷，１２日在北京举办的“口述历史在中国”国际研讨会开幕仪式上，作为主办方代表的崔永元回忆起他与“口述历史”的第一次接触。１９９９年，在他前往日本参观早稻田大学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馆时，看到了关于中国口述历史的丰富的影像资料。
“数量那么多，难以想象。因为当时我在电视台工作，我们拍的每一个镜头，都希望把它播出去。”崔永元说，没想到当时因为日方一些原因，这些都没得到播出。
时隔１３年，这一触动已经开花结果。当天的开幕仪式是国内口述历史领域首次进行的大规模国际交流活动。同时，在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内布置的首批五个有关电影艺术的展馆也举行了揭牌仪式，这些场馆将按照“朝馆夕室”计划，白天是展馆，夜里是学生的自习室。
揭牌的展览馆被安置在中国传媒大学的一栋四层小楼里。但研究中心的雄心不止于此。
１２月８日至１４日，研究中心主办了“口述历史国际周”，邀请来自北美、欧洲、亚洲及国内（含港澳台地区）的口述历史从业者、专家学者及相关文化名人共同参与讨论口述历史在中国的发展。
“如果将来我们能把口述历史发展成一个学科，那就太棒了。”林卉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已经有了口述历史的硕士点，在中国也有大学开了公共史学的方向，据说有学生没毕业就被博物馆招走了。”
如今，崔永元已在中国传媒大学开设了“口述历史研究”的课程。林卉还清楚记得“崔老师”第一次讲课时，团队认为安排一个４００人报告厅已足够，但没想到老师人还没到，讲台和过道上就已经坐满了人，于是临时把场地换成了１５００人报告厅，但仍然楼上楼下都是人。
研究中心主任丁俊杰认为，“研究中心依托中国传媒大学的教学优势和业内资源，推动口述历史成为一门专业的学科，能够以更大的社会力量和专业力量来推动中国口述历史专业化的研究、搜集和整理工作。”
不过，此次对外展出的藏品只占研究中心收集的口述历史资料的１％不到。畅销书《１９４４：松山战役笔记》的作者余戈指出，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图书馆的资料对他撰写微观战史十分有帮助。
“崔永元从日本、美国买书回来。有的老人经营了一辈子书店，快经营不下去了，他就把整个书店买过来。”余戈回忆说，“很多都是国家图书馆里没有的，甚至还有很多从日本买来的战争时期军队的内部档案，我看了以后真的是眼睛都亮了。”
由于资金、场地等缘故，许多资料无法公开展出，“虽然没有披露，但是它有用。未来，等到这个民族和这片土地上的人需要了解历史的时候，就可以利用这些珍贵的资料。”崔永元说。
郭晓明把采访过的老兵素材都整理起来，写成了一本４０万字的结项报告，如今正在联系出版。
郭晓明曾采访过一名独臂抗战老兵张晋。１９２２年出生的张晋是山东肥城人，１９３８年参军，１９４２年在一次对日战斗中负伤，右臂截肢。伤愈后，张晋重上战场，带武工队到敌后开展锄奸、拔据点等工作，战绩卓著。
对张晋的采访断断续续进行了半年多，期间两人成了忘年交。２０１２年７月，郭晓明接到张晋老伴的电话，得知“老张去世”的消息，彼时他正在新疆采访，未赶上参加追悼会。
郭晓明说，面对抗战老兵，他发现自己面前是一个正在逝去的时代。采集口述历史必须要面对亲历者，而抗日战争是如今在世的年纪最大的老人们经历的一个重要历史变革。“在抗战之前的重大事件，许多都已经找不到亲历者了。”
回京后，郭晓明来到熟悉的老人家里，在老人的骨灰盒前放上了一束鲜花。（实习生余梦萧、孙艺真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