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翠英 本报记者 崔晓摄
今年已90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杨翠英，家住鼓楼区司背后。提起77年前的那场屠杀，她数次哽咽，泪流满面。
1937年8月，日本人的飞机持续对南京展开轰炸，蒋介石宣布迁都后，官员、大户人家陆续逃离了南京。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破南京城，我堂爷爷杨世培、父亲杨学文、舅舅杨贤营带着一家老小，躲入了设在大方巷的难民区。但难民区并不安全，日军常以搜捕“嫌疑军人”为名冲了进来，对成年男人逐个检查。
杨世培、杨学文、杨贤营等人一直在许府巷附近种菜，手上自然磨出不少老茧，日本军人说他们有当兵嫌疑，准备将他们带走。当年13岁的我赶紧将2岁的弟弟递给父亲，自己跪下来恳求日本人放过父亲。
残暴的日本军人一巴掌甩了过来，当场将我打得眼冒金星，左耳从此失聪。我2岁多的弟弟因为哭闹，被日军抢下活活踩死。杨世培、杨学文、杨贤营3人随后被日军当作中国俘虏兵强行抓走，和其他被抓的几千人一起集中到大方巷后面的池塘边杀害了。
可怜哦，我们一家被杀了4口人啊！我爸爸当时才30多岁。我妈妈从此白天哭、夜里哭，一双眼睛也哭瞎了。
4名亲人骤然离去，家里失去了顶梁柱，13岁的我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当时的“金陵大学”校园内发粥，我就一个人从大方巷步行去金陵大学领粥，再小心翼翼端回家。一个月后，免费粥也没了，妈妈于是叫我去河边摸螺蛳，去田间找野菜，回来剁碎了放在一起熬。
就这样，全家艰难度过一年。第二年，我来到三牌楼附近的南京被服厂，帮日本人生产被子、衣服等。每天没有工资，只有半斤山芋干和半斤米。日本人管理工厂非常残酷，工人讲话、有偷懒嫌疑的都会被暴打。
77年了，每年的12月13日，都会唤起我深入骨髓的记忆。亲人那一声声惨叫，总在我耳边响起。 (本报记者 周爱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