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因不满河南商丘市民权县罗庄公路超限站处罚决定，货车车主张高兴和妻子侯燕喝下了农药。张高兴在送医途中死亡，侯燕脱离生命危险，至今仍在医院治疗。
事件引起舆论广泛关注。26日，民权县成立联合调查组，将负有领导责任的罗庄超限检测站大队长段长江、带班领导副大队长张晓鹏停职检查，并对朱立志等5名相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对此事，评论分析多集中在超限治理“以罚代管”、“养鱼执法”等传统治超问题，真正的争议焦点却遭到忽略。本案中，根据民权县的调查结论，超限站并非罚款了结，而是严格根据管理规定要求车主卸货，而车主张高兴则请求“只罚款不卸货”，双方多次协商未果，导致发生悲剧。
据悉，目前“治超”工作依据的是2000年交通部颁布的《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下称《规定》）。多年来，公路超载令行不禁、屡禁不止，是否因为现行管理规定不够科学？张高兴的悲剧背后，是否有立法层次，或其他更深层次的问题？记者就此采访了专家。
意见：规定无问题 焦点被转移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宪法与行政法研究室副主任吕艳滨认为，《规定》的立法目的一是为了保护道路，防止过载压坏道路造成各种隐患，二是防范安全风险，因为过载车辆对路上行驶的其他车辆而言是“杀手”，“这部规定从管理角度来看，其实并没有什么可说的。”
那么问题在哪儿？吕艳滨认为，由于矛盾发生在车主张高兴和公路超限站之间，实际上转移了大众视线，许多人错误地将超限治理当作了问题焦点，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运输成本过高带来的经济压力，这才是张高兴不堪重负的原因。
“如果完全按照荷载去拉，他们本身不仅没盈利可能还会赔钱，这才不得不超载，成为执法对象。”吕艳滨认为，舆论更应该关注的是，张高兴们的运输费用为何会这么高？路桥收费、高速收费究竟给他们增加了多少成本，使得他们非超载不可？“实际上，超载之后就已经涉及安全底线，法规规定对超载进行处罚、卸货，执法要严格，这都是应该的。”
意见：安全是底线不能退让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道路安全专家认为，在张高兴事件悲惨一面的刺激下，目前的舆论关注点并不理智。“他超载率107%，这就是公路运输上的一枚‘炸弹’，得亏了没出事，万一出事那可能就是十几条人命，到时候，谁来收拾这个问题？又该同情谁？”
本案中，据媒体报道，张高兴不愿意卸货的原因是，“一旦拆了封条公司就不收货了，十几万的煤炭只能自己买单”。这位道路安全专家认为，这种本身就不合理的合同条款，不应当反而凌驾于关系人身安危的道路安全规定之上。
“为什么拆封条公司就不买单？这是企业单方规定的条款，是不是合理合法？媒体、法律界也应该关注。”这位专家表示，事件到最后酿成惨剧，必定有多方面成因，不应该“舆论压死人”，单方面的把压力施加在几个直接当事人身上。
意见：管理细节有缺陷 执法问题须深挖
事件后，有媒体深度调查罗庄超限站和张高兴周围的知情人，称发现罗庄超限站长期存在随意执法、过度罚款等问题，甚至卸货后过检再重新装车，一切只看“沟通得好不好”；调查还发现，存在处罚数额说法不一、张高兴与段长江可能有私怨、张车车头内部曾经起火等一系列细节，目前的调查结论通报中并未证实和涉及，但在张高兴的悲剧中却可能发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吕艳滨认为，尽管法规层面没有大问题，现实中，执法层面却的确存在问题。“我们下去调研时也发现，罚钱时收支两条线并没有分开，许多地方搞一定比例的‘罚款返还’，那自然是越罚越有动力。这类管理细节、财政机制上要深层次地去挖，不仅仅局限于这一个个案，应该说，如果深层次的问题不解决，类似的个案还会继续发生。”
回顾：“车主服毒事件”经过
据新华网报道，今年9月27日，车牌为豫N77607的货车行驶至310国道民权县罗庄超限检测站时，强行闯卡，被执法人员拦停后，经检测称重，该车货总重为114040公斤，超限率为107%。
司机李红磊在超限检测单上签字确认并按有手印，但没接受处理并锁上车门自行离开。事后，该车车主张高兴电话联系超限检测站，要求不卸货放车，遭到超限检测站拒绝。
11月24日，张高兴与妻子侯燕及古继伟（现聘司机）到民权县罗庄超限检测站进行交涉，再次要求不卸货放车，而超限检测站严格要求卸货，双方意见未达成一致，张高兴夫妻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随后在超限检测站检测辅道旁拿出随身携带的农药喝下。民权县人民医院急救车在接诊途中，车主张高兴已没有生命体征，其妻侯燕经抢救，暂时脱离生命危险。
据张高兴的朋友古华伟介绍，张高兴的车因超限超载被要求卸货并罚款3万元，考虑到卸货后所运输的电煤的封条将会揭去，影响交货自己将损失10多万元，张高兴不同意对方开出的处罚。张多次请求“只罚款不卸货”，但一直未果。11月24日，在罗庄超限站再次协商未果后，张高兴和侯燕情急之下服毒自杀。 （刘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