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走是迟早的事”
常月是女孩，她对“仕途”并不是太在意。让她难过的，是基层让年轻人感到“心寒”的待遇——缺乏晋升通道，也没有足够的福利补贴。
目前，她和江星两人的月工资，都只有1500元左右，有时碰上亲戚朋友办喜事，几百元的随礼多送几次，“剩的工资能吃饱饭就不错了”。常月很无奈，如今的工资和自己的教育投入，完全不成正比。
“这点钱，我俩怎么结婚，怎么买房呢？”常月不时冒出这样的困惑。
别看在基层党政办工作，常月自称“压力绝对不小”。上对县里，下对村书记和老百姓，干得最多风险也最大，“一出问题纪委马上过来查我们”。很多个晚上，她和镇政府其他几个年轻公务员聊起来，大家都有着类似的迷惘。“没人知道，我们用这1000多元的工资，什么时候付得起房子的首付？”
江星还想读在职研究生，但很少跟常月聊到这个。两人的深夜通话内容，往往是自己工作中的趣事，就是不聊工资。“钱钱钱，全是钱。不敢说这个，一说就要冷场。”常月说。
作为男生，江星坦言“压力更大”。他决定“主动出击”，他拜托同学给他下载论文、找资料，一逮着空，就开始做当地文化节的方案，反反复复地修改。“假如，我是说假如某一天，县委组织部能看到，我会不会就有晋升的可能了啊？”沉默良久，江星试探性地问。
“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走是迟早的事情。”曾莹说，基层的工作压力非常大，还有严格的排队晋升制度，很容易让年轻人“在等待中消磨了所有的热情”。
曾莹自己也是活生生的例子。这个贵州女孩最忙的时候，被领导塞了团委、人事、档案等9类工作，“想要干出新意太难了，能应付就不错了”。那段时间，领导一来电，她握着电话的手就发抖。
也是那段时间，她下定决心“逃离基层”。她和50多个乡镇公务员报名参加了县里的遴选考试，“基本符合报名条件的都参加了”。
今年，她成功了。同时，她也终于等到一个成为组织委员或宣传干部的机会，这意味着她离党委委员“不远了”。不过，“也只是不远了”。没有犹豫，她干脆利索地拒绝了这个“可能性不大”的机会。
“一个县上千名公务员，绝大多数干十几年也升不到处级”
基层晋升通道是否真的如此狭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志忍的回答是肯定的。“一个县里，一般有上千名公务员，他们大多在乡镇工作，绝大多数干十几年也升不到处级。而国家机关里的研究生，一个处级单位就三四个人，基本干上六七年就能到处级。基层的晋升机会少，可见一斑。”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的认可。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制度性缺陷”，中国700多万名公务员，大部分在基层工作。基层公务员承担了大量工作，但其晋升通道却十分狭窄。
“有点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公务员晋升的过程，往往会引起很多冲突和矛盾。”他说。
汪玉凯在调研中发现，不少有一定职级的公务员，在晋升失败后，会不到退休年龄就离岗回家，导致大量年富力强的公务员闲置在家。更有甚者，为了职务晋升，在基层大搞“买官卖官”等行为。
类似的事情多了，曾莹发现，乡镇政府里的年轻人“积极性会一点点变低”。久而久之，基层只会剩下两种人：一种是老的，退居二线不干了；还有一种就是准备离开和正在观望的年轻人。
“要真是如此，基层公务员就怕要完全‘断层’了。基层的工作，怎么可能顺利开展？”她说。（记者 袁贻辰）(本文所有受访公务员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