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人看来，“人权”二字是个“舶来品”，且专指西方国家侧重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在世界人权理论发展的长河中，西方价值观似乎始终起着主导作用。17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采访了参加第七届北京人权论坛的荷兰人权研究所所长汤姆·茨瓦特博士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力宇。他们一致认为，自“人权”二字诞生以来，中国对世界人权理论的贡献就是连续且有目共睹的。
这是荷兰人权专家茨瓦特第四次参加北京人权论坛。在今年的论坛上，他递交了题为“中国对世界人权理论发展的三次贡献”的论文，获得了一致好评。在谈到为何要研究中国在人权理论发展中的作用时，他表示：“以前，我经常听到身边的人说人权理论是西方留给世界的遗产，但我偏偏要去检验一下这一说法的真实性。于是，我就开始做相关研究，慢慢发现原来中国在其中也有不少贡献，只是西方学者不知道而已。这也是我对这个研究感兴趣的原因。研究后发现，中国对人权理论的贡献不仅体现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也体现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外交家张彭春（在参与撰写《世界人权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历史表明，人权这一概念是在欧洲启蒙运动时被引入西方的，不过这个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思想。茨瓦特认为，当时欧洲的思想家普遍将人权视为“用法律强制手段保障个人权利”，但中国思想家孔子所提倡的“仁”则强调“已不所欲，勿施于人”。他说，孔子的思想可能推动了西方人权三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中“博爱”的形成，“博爱”在提倡个体追求个人自由的同时，正确处理与他人和社会整体的关系。这是茨瓦特博士所说的中国对世界人权理论的第一次贡献。
茨瓦特提到的第二次贡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外交家在参与撰写《宣言》时起到的独特作用。1948年，中国作为二战战胜国参与起草联合国反思战争侵犯人权问题的《宣言》。茨瓦特认为，时任中国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常驻代表、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张彭春作为主要起草人之一，将儒家思想引入了《宣言》。
这个想法与中国学者朱力宇的研究不谋而合。朱力宇认为，因为了解西方，张彭春更能发现西方文化中的不足，也更珍视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融入到《宣言》中去，因此他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把孔子的核心思想“仁”以“良心”二字写入了《宣言》的第一条。“实际上，他是在起草委员会中唯一一位能代表亚洲价值观的亚洲人。他的贡献在于将儒家思想贯穿于整个起草过程，在实践上证明了儒家思想与人权的可协调性。张彭春及其儒家思想在《宣言》起草过程中给予当今世界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启示在于，在人权问题上采取互相指摘的对立立场对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有百弊而无一利，人权不应成为人类相互分裂、攻讦、敌视甚至凌辱的工具，而应该是人类相互结合、理解和合作的新途径。”
从启蒙运动中孔子思想起到的作用，到二战后张彭春在《宣言》起草过程中的独特角色可以看出，在世界人权理论发展的多个重要节点，中国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现实是，西方学者中对此表示认可的仍为少数。茨瓦特认为，虽然西方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对人权理论发展的作用，但这是少之又少的情况：“我认为，西方在这方面犯了错误，不仅把人权视为西方‘私产’而排挤其他国家在人权上的诉求，而且把对人权的解释导向了西方的那一套价值观，但像‘兄弟关系’‘良心’‘仁’等来自中国的元素始终是人权的传统部分。只是西方忽略了这些，把人权狭义地叫做‘个人权利’。虽然可以不理会他们，但我认为，中国人肯定会感到不舒服。所以，我们应该让人权的其他维度显现出来，让中国人也能在人权问题上找到‘利益相关人’的存在感。”
虽然中国在人权问题上面临着西方的误解和忽视，但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中国的和平发展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目光。
茨瓦特认为，中国完全可以与世界分享其飞速发展的经验和根据自身文化和国情来保护发展人权的实践，让世界了解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这也是中国丰富和发展世界人权理论的第三次贡献。“中国是个成功的故事，也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中国现在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个角色也意味着对世界的责任，其中之一就是告诉这个世界中国究竟在政治、经济乃至文明方面做了什么才变得如此引人注目，发展如此迅速。你们肯定做了正确的事情，那就和世界分享一下在人权领域的做法吧。我认为的中国梦就是号召中国的人权专家积极地和国外同行分享自身的想法、理论和观点，（将中国的经验介绍给其他国家）。”
茨瓦特和朱力宇都认为，《宣言》是个全球化的人权标准，每个国家在实施的时候需要考虑自身的国情和文化。当初这个标准的产生，既融合了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也注入了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优良基因，不宜偏废，也不能有东风压倒西风之势，唯有这样，人权事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记者 雷湘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