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叶绩
绘鸠毅
高桥哲郎
难波靖直
大河原孝一
须子达也
西尾克己
久保寺尚雄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发布了新中国改造的8名日本战犯史料收集整理研究成果。2013年7月，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曾组织研究人员赴日本，面对面采访这8名日本战犯。这8名战犯讲述了自己当年在中国所犯罪行、在中国接受教育改造情况，表达了维护中日友好的愿望。
稻叶绩：战犯改造是一项伟大工作
稻叶绩，1923年生，1943年入伍，曾任侵华日军第3旅团步兵第6大队通信队队长。1956年7月被宽释回国。曾任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常任理事。
以下是他当年的口述：
在第6大队本部。那个时候，被要求见习少年兵教育训练，我到现场看到，把中国八路军俘虏从后面绑上，挖出坑，将俘虏在坑前排成排，让刚从日本来的少年兵进行刺杀活人训练。
结果经过4年，我第一次明白了不要为了自己被救而反省，不要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而要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终于从认罪过渡到谢罪，我自己也终于能进行一定程度的谢罪了。
说到宽大政策，我的解释是宽大政策给了我们反省的机会。现在，在一些演讲、讲话过程中，对这种犯罪的认识、反省越来越强了。现在我终于明白，宽大政策就是从思想改造到心灵改造，最终到对人进行改造，这就是宽大政策。
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到现在，世界上都是对战犯采取处罚，特别是犯有重罪的就处死刑。但是中国政府对战犯无一人判死刑，而且不只是让认罪，而是通过认罪使其更好地为人类作出贡献，我就是一个例子，我想这件事还有其更深远的意义。
我想谈我本人的感觉，我认为现在的日本政治可以说是损害了日中友好。从日本现在的做法看，日本政府正在进行宪法“改正”，这不是“改正”而是“改恶”，它抹杀了宪法上规定的不发动战争的内容。
为什么说参拜靖国神社不好？靖国神社最开始是在东京建立的叫东京招魂社的一般神社，用来祭祀在戊辰战争和明治时期等死去的人，但是陆军、海军把它改名为靖国神社，把为日本天皇而死的人作为国家的英灵来祭祀。随后，把东条英机等战犯作为为国民而死的人放入祭祀，靖国神社完全是为战争而建立的，这就是为什么说靖国神社不好，也是认识不足的原因。
所以说与年轻人历史教育相比，对现在的政治家应该进行更严格的历史教育，否则会走向战争的道路，这最可怕。防止这样的事发生，是我们“中归联”（注：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责任和任务。我们重新获得了生的权利，不做些什么就与我们的意志相违。所以说防止像过去那样的战争发生，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任务。
绘鸠毅：中国做到了“爱你的敌人”
绘鸠毅，原名石渡毅，1913年生，1941年入伍，1942年侵入中国，后任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111大队机关枪中队下士官、军曹。1945年8月向苏军缴械投降，被送往苏联远东地区，1950年由苏联政府移交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第三批被宽释回国。曾任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常任委员、常任委员长。
以下是他当年的口述：
我在山东省的索格庄实施了重大的战争犯罪。那是在战败那年的6月，在大队长的命令下，在对30名新兵教育训练中，用活人作刺杀训练，交替杀死了4名中国俘虏，犯下了罪行。
军队的名称是北支那派遣军第12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111大队机关枪中队。事情是这样，在俘虏中有一个女人，被强迫做了一个下士官的慰安妇。因在索格庄长期驻扎，食物供给越来越困难，他把她杀了，然后吃了她的肉。而且不仅自己吃，还对中队的人谎称，今天从大队本部送来了肉，而让全中队的人都吃了。虽然是传闻，但是后来听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本人供认了这件事。
在索格庄的敌占区，总之我们看到的八路军都是农民，其中，我命令新兵杀死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他抱着我的腿哭着说，我妈妈还等着我呢，让我回家呢。但是，虽然我也有父母，可是在日本军队中上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违抗上官的命令就意味着自己的命也保不住，我不能放了他。
我想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或个人，对杀死自己父母兄弟或国民的人，不能给予人的待遇。在基督教里有“爱你的敌人”这样的话，但是人类是不能做到的。对这个不能做到的事，中国政府和人民却对日本战犯做到了。
总之，优待日本战犯，让他们回国，用一句话来说，这是一个奇迹。一般的人和一般的国家做不到的事，而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到了，创造了一个奇迹。我想正是因为有这个奇迹，我们这样的侵略战争的尖兵才能转变为为了和平和日中友好进行正义战争的人。
我认为教育少年的教员是最重要的，我对少年没有太多的话，但是希望教师要好好地做，把日本的青少年教育成热爱和平、热爱真理的人，这是我的愿望。我只想说，希望中国的青少年与日本的青少年友好交往。
高桥哲郎：
中国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和大脑
难波靖直：日本掩盖了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
难波靖直，1921年生，曾任日军第39师团步兵第232联队第1大队机枪中队兵长。1945年8月向苏军缴械投降。1950年7月被引渡到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8月第三批被宽释。曾任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山阴支部事务局长。
以下是他当年的口述：
那场战争中，我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爪牙，参加了侵略战争。那时，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重大伤害。对这个责任，在这里，我作为日本人由衷地道歉。
在这次江南歼灭作战中，很多中国国民党士兵，还有一般老百姓(被杀)，他们被河水冲走了，这是我目击到的。很多俘虏被日本军的将官、见习士官等用于训练。在夜晚杀死在河滩上，推入了长江。
在寺庙(白阳寺)下的山谷里有几个村庄，日军600多人的部队分别攻了进去。我们因在山这边，看不到村庄那里发生的情况，是在之后听说的，冲进(村庄)的部队挨家挨户进行搜索，把人都集中到一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随后把这些人都关到一个房子里，插上门栓(锁上)，把附近的稻草点燃，从门的上面扔到屋里。12月的冬天，干燥的茅草瞬间烧起来了，火势越来越大，这些被关起来的老人、妇女和孩子就这样都被活活烧死了。他们极其悲惨的叫声，我们在山这边也能听得到，山那边的天空燃起的浓浓黑烟弥漫着，我们看到了熊熊燃烧的火焰。
现在围绕尖阁列岛(我方叫钓鱼岛)问题，两国间的局势很严峻，对这个问题我非常担心，特别是我在中国获得了新生，想到这些，想到“抚顺之心”，现在日本政府在做什么？对此，我感到强烈愤慨。日本政府一直宣称“不存在领土问题”，实际上日本把自己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全部掩盖了，对自己做的所有事情遮遮掩掩，反而胡说“对话的门还开着”，对日本政府的这种做法，我感到很遗憾。
高桥哲郎，1921年生，1944年入伍，曾任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109大队步兵炮中队上等兵。1945年8月，向苏军缴械投降。1950年被苏联移交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6月第一批被宽释。曾任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事务局长。
以下是他当年的口述：
我的身体像年轻20岁吧，这么健康的身体是中国人民给我的，这个没什么别的理由，就一个，我的身体是中国人民给我的。
还有一个就是脑子，思想的问题。所以你们知道吗？现在日本的国民是没有思想的，就是没有对中国侵略的认识。安倍首相他也说了没有侵略，这个思想最不好，所以我们“中归联”从1956年到现在对日本国民说出了对中国侵略的事实。
关于“三光”政策，虽然我没有直接做过，但是59师团与其它在山东省的部队，在从山东省往北朝鲜移防的前夕，在山东省实施了“三光”政策，实际上在山东省进行过(“三光”政策)。从1945年的春天到夏天，54旅团、53旅团、59师团在山东省杀了很多人，另外，在1942年、1944年在山东省进行了“强制连行”(把抓的劳工强制送到日本)。“强制连行”你知道吗？经由青岛或天津把山东省的老百姓作为劳工运往日本，这也是“三光”政策中的一个罪行。
那个“三光”政策，我们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可是日本的一般国民不知道，我们“中归联”1956年以后一次次地告诉日本国民日军侵略中国的事实，(进行)宣传说明。原来日本，1955年以后，现在的自民党，自民党统治，所以他们不许我们宣传这些侵略的事件，不让讲。
通过(抚顺战犯)管理所，通过管理所的生活，中国人民，作为被害者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我们实行的政策，完全是一种新的政策。我深刻理解到了，经过60年后更加理解。所以，我们在管理所时记住了“认罪”这个词，认罪，那么认罪是什么呢？从那时到现在，过60年再过70年一直到死，对侵略过中国这个事实，我们不忘记，对这个事实进行深刻认识，我认为这就是认罪。
大河原孝一：必须对战争进行反省
大河原孝一，1922年生，曾任日军第59师团第53旅团第44大队步兵炮中队伍长。1945年8月，向苏军缴械投降，被关押在苏联远东地区。1950年7月被引渡到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8月第三批被宽释回国。45岁开始专门从事中日友好工作，历任“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全国委员、常任委员、委员长、代表委员等职，1986年当选为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副会长。
以下是他当年的口述：
在步兵部队进行杀人训练是平常的手段，我也接受了这个训练，直接杀死了中国人。通过这个训练，总之，就是要使杀人成为习惯，这是一个教育方法。所以，一有机会，不论在何时何地就拿着枪，不论有没有理由，杀死中国人。
我认为必须反对战争，对战争进行反省。这场战争是侵略战争，必须明确承认日本是侵略者，不管怎么样，日本是侵略者，必须首先承认。日本战后是怎样承认的，在这一点上，日本是非常暧昧的，没有明确承认。反省战争是侵略战争，日本犯了罪，对这个问题的承认，只是几个人，通过两三个军人在东京审判中被判处死刑。除此之外，都没有受到惩罚，没有人明确地承担责任。战争责任在于谁？没有明确什么样的责任者？该负什么样的责任？都没有明确。
须子达也：一定不能与中国进行战争
须子达也，1921年生，曾任日军第39师团第232联队第1大队第4中队上等兵。1945年8月向苏军缴械投降。1950年7月被引渡到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6月第一批被宽释。
以下是他当年的口述：
居民全都跑了，一个人都没有了，如果还有谁在就有可能会被杀，或是疑为间谍，进行拷问。所以居民看到我们就跑了，跑到山上去了，没有剩下一个人，剩下的只是牲畜，如猪、牛等等，我们把这些家畜杀掉都吃了。
一定不能与中国进行战争，真的，作为邻邦，我们应该互相帮助。我认为中国人绝对不会做攻击日本，把日本变成殖民地的事。因此我非常高兴，现在的中国，我一个人也会放心地去中国，这就是我至今看到过的中国啊！
西尾克己：日本不进行历史教育就会亡国
西尾克己，1919年生，曾任日军第91师团第73旅团独立293大队第2中队伍长。1945年8月被苏军俘虏，1950年7月被引渡到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7月第二批被宽释回国。
以下是他当年的口述：
我再一次重申，《日本对中国做什么了》这本书，还有《日本对朝鲜做什么了》这本书，我认为，如果日本不对国民进行历史教育，日本就会亡国。
(注：他所提及的《日本对中国做什么了》、《日本对朝鲜做什么了》两本书讲述了日本侵略中国、侵略朝鲜的罪行。)
久保寺尚雄：尽我所能为日中友好努力
久保寺尚雄，1920年生，曾任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109大队第5中队分队长、伍长。1945年8月，向苏军缴械投降，被送往苏联远东地区。1950年由苏联政府移交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第一批被宽释归国。
以下是他当年的口述：
我作为战争罪犯，在山东省杀过小孩子。我活到这个岁数，可以说真是长寿了。对于杀死小孩子这件事，他的父母是多么悲痛、多么愤怒，我能感觉得到，我实在是对不起他们，我真的这么想。
中国政府宽恕了我并让我回国，我表示衷心地感谢的同时，对(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人也表示感谢。
1941年4月，我作为北支那派遣军59师团的一员侵略了中国，我感到万分抱歉。我从心里对于杀死少年这件事感到悔恨，也感到自己有责任。
这件事(发生)在山东省、山东半岛，在59师团进行作战时，说是俘虏，在命令下杀死了小孩子。我想大约是十二、三岁，我自己在特别选拔部队里，在渤海作战时，还向老百姓开了枪，杀害过老百姓。
在山东半岛，作战命令是“看见逃跑的人就开枪”，而自己抓住的人作为俘虏好像送往日本，我在什么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按命令做了。
所谓的抓劳工就是抓住老百姓，把从十五、六岁到六十岁的人全部包围抓起来。因我自己是新兵，抓了多少人不太知道。
对于历史认识问题要老老实实的考虑，自民党安倍内阁好像有否定侵略战争的想法，我认为这是错误的。
对于日中友好，我向苍天起誓，我一定尽我所能在我有生之年为之努力。
成功改造战犯
创造世界奇迹
1950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从苏联接收了982名日本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在这批战犯中，不仅有伪满洲国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还有曾制造无数个无人区的日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当他们在1950年进入战犯管理所时，还是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魔鬼”。当他们获释离开中国时，他们中的很多人眼含热泪，将战犯管理所称为其“再生之地”。
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前馆长张继承说，管理所对于这些战犯来说不仅仅是监狱，而且还是将他们这些曾经杀人不眨眼的“鬼”改造成为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新人的大学校。
日本战犯到达抚顺之初，多数人敌视管教，更有相当数量的战犯蔑视新中国，仍然摆出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的架子。少数人还公开煽动：“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争犯罪分子，害怕受到中国人民的严正惩罚。
能不能教育、改造好这些战争罪犯，让他们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复苏人性呢？中共中央提出了明确的方针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政治斗争与实施革命人道主义相结合，立足于对战犯的教育、改造，使他们低头认罪，改恶从善，重新做人。
在中央改造战犯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全体管教、看守、医务、后勤等工作人员，付出了巨大努力，尽到了最大的责任。
“最关键的是要使战犯认清自己的罪行，真诚悔罪，这样才能使他们抛弃旧我，将自己改造成为新人。”老管教崔仁杰说。
在深挖日本战犯罪行、使其低头认罪的同时，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严格执行中央的指示，对战犯实行人道主义。在管理上，尊重他们的人格，不打不骂。在生活上，尽量照顾并优待他们。
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管理所工作人员的伙食是“瓜菜代”，而战犯的伙食标准也没有改变。对有病者给予及时治疗，对牙齿不好的给镶牙，近视或花眼的给验光配镜。战犯武部六藏患脑中风，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卧床四年，竟没有一处褥疮。
时隔60多年，92岁的须子达也回忆起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日夜夜，忍不住老泪纵横。“日本一定不能与中国进行战争，作为邻邦，我们应该互相帮助。”
1956年，在审判开始前，中国政府组织日本战犯分批到全国各地参观，他们不仅看到了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还到日军当年屠杀中国民众制造各种惨案的纪念地，听受害的幸存者控诉罪行。这极大地触动了战犯的思想灵魂，在当年侵略者制造惨案的地方，他们纷纷下跪，忏悔罪行。
1956年6月－7月，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对铃木启久等36名日本战犯公开审判。所有受审战犯无一人否认罪行，无一人要求赦免，并有许多战犯请求法庭对自己严惩。
曾任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的古海忠之在法庭上表示：“我在中国犯下了人类所不能允许的滔天罪行，请求中国人民对我处以极刑，以此教育日本的后一代。”曾带头参与写“抗议书”的战犯岛村三郎在法庭上长跪不起，请法庭对自己判处极刑。
经审判，所有被起诉的日本战犯获刑最长的20年，最短的8年。其余未经审判的大批中下级日本战犯，在查清其主要罪行后，免予起诉释放回国。
这些归国的日本战犯组建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并在日本各地建立了支部，他们以“贡献于和平与日中友好”为宗旨，反对侵略战争，推进中日友好。其中，出版的《三光》《日本对中国做什么了》等书籍揭露了侵华罪行，在日本民众中引起了很大震动。
如今，这场改造奇迹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大都离开人世，但新中国为改造战争罪犯灵魂做出的努力和成果，将彪炳史册，成为人类历史中庄严而又温暖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