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乌里·弗里德曼撰写的一篇文章，探讨了西方人在新冠疫情期间为何仍然不如亚洲国家的民众那样戴上口罩预防新冠病毒的原因。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四月问及他的政府会趁新冠疫情在美国肆虐之际，考虑呼吁民众戴口罩时，他说道：“我们想要我们的国家恢复如初。我们永远不会戴上口罩的。”这句话表明他并不喜欢戴口罩的想法。

如果说西方国家以戴口罩为耻以及迟迟不要求戴口罩作为难以抑制新冠病毒的原因的话，那就过于简单化了。有关口罩功效的科学依据根本不存在。可是，这些因素确实能说明一些问题——对对疫情的威胁不以为然，也不做好相应的准备；公共卫生紧急状况期间缺乏社会团结，缺乏政府的全面遏制战略——在病毒向西方传播时，这些就变成灾难性的问题。

“在西方，我认为我们需要克服——我不会称之为对口罩的恐惧，而是口罩羞耻。”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医学人类学家克里斯托斯•林特里斯(Christos Lynteris)说道，“我听人们说过，‘我在飞机上带着口罩，但我不好意思戴。’这种耻辱感从何而来?是因为怕人们说你是胆小鬼？还是怕人们说你生病了？”

这种耻辱感在东亚根本不存在。自1910年爆发鼠疫之后，中国一直有在公共卫生紧急状况下戴口罩的传统，日本也有同样的悠久传统。在其他东亚国家，这一公共惯例最早是在2003年形成的，当时，另一种致命冠状病毒SARS自中国传播开来。周边国家的卫生系统遭受重创，病毒性呼吸道疾病可能造成的破坏给人们留下了可怕的、不可磨灭的印象。

香港理工大学医学人类学家Judy Yuen-man Siu在电子邮件里表示：非典之前，戴口罩在香港并不常见，之后广泛使用，成为遏制疫情暴发的重要手段，并成为公民的责任和“支持卫生保健服务者”的标识。在现如今的香港，她写道，“如果你在公共场所不戴口罩，你将会感到羞耻和受到歧视，不仅因为人们怕你是潜在的病毒传播者，还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你的公民责任感很低。”她指出，在香港，口罩的使用完全“社会性”行为，这主要是公共卫生官员以及学校老师在非典危机的痛苦经历强调戴口罩的必要性。她观察到政府“能创造文化”，就像特朗普政府在疫情期间建议美国人没有生病的情况下就没必要戴口罩一样。

林特里斯表示，自非典以来，西方人就将戴口罩与中国和东亚广泛联系起来。他将西方人所具有的羞耻感归因于仇外心理和“中国是传染病的发源地，中国人在传播病毒”的观念。

他指出，如果你在英国超市戴口罩，“人们反应会很奇怪。”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与东亚国家之间有联系；怀疑你占用了是应该是别人更需要的东西；担忧你生病戴口罩而且不应该来超市；还有一个信念就是你“在远端地传播恐慌。”

牛津大学的流行病学家Elaine Shuo Feng研究了新冠疫情暴发期间各国不同的口罩政策。她表示，与西方国家不同，口罩可能“在减缓亚洲国家疾病传播进程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使用口罩应该是整体遏制疫情措施的一部分，另外就是社交隔离、关闭学校以及可能的封锁措施，用于减缓新冠病毒在社区的传播速度。

东亚等地的公众在疫情暴发之初就明白这一情况； 它们目前较为成功地遏制了新冠病毒。正如我的同事Ed Yong警告的那样，在遏制冠状病毒方面取得最大进展的几个国家也都有戴口罩的强大传统，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有因果关系。他指出，“中国在早期就提倡口罩的使用，但仍在努力控制疫情，”而“新加坡将口罩留给医护人员，但感染人数曲线依然平缓。”更确切地说，这些国家从第一手经验中意识到疾病暴发的严重性，他们畏惧疫情，所以戴口罩在这些国家往往很普遍。

对于人们在公众场合戴自制口罩还是医用口罩的风险和益处，专家们争论不休。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目前面临着严重的口罩短缺问题（这反映出政府未能储备个人防护设备来应对新冠疫情的到来）。如此一来，防护效果最好的的口罩必须优先提供给最有可能接触病毒的卫生保健人员和其他基本工作人员以及那些最易受病毒感染的人群。在这样的环境下，奥普拉式的“人人都有口罩！”政策只存在假设之中。

尽管如此，专家们达成普遍共识，即虽然戴上某种口罩可能不会对预防感染新冠病毒起到多大作用，但如果你感染了新冠肺炎，口罩防止感染其他人。相对于社交隔离、诊断测试和优质的医闻设备等办法而言，公共场所戴口罩(即使是自己动手做的那种)是一种在疫情期间低成本的干预方式。也许它和洗手等这样的卫生习惯相结合，可能会变得异常有效。此外，它有社会文化优势，而不只是狭隘的科学问题——口罩能阻断病毒的传播。

林特里斯说：“不管口罩是否真的起作用，让整个社区戴上口罩，能让大家征性地和直观地感觉是在与新冠肺炎做斗争，”这在保持社交距离和隔离期间尤为重要。对一般公众来说，口罩并不是一个可靠的预防病毒的方法，而是一种态度，表明一个社会在认真对待流行病方面吸取了痛苦的教训，至少目前来说，要比美国和欧洲的措施都更为认真对待。

在一些国家，如奥地利、捷克和以色列，新冠肺炎的威胁已然使戴口罩的耻辱感黯然失色，这几个国家要求人从出门时戴口罩。美国可能是下一个。洛杉矶市长埃里克·加希提戴着黑布口罩，敦促所有选民追随他的脚步。他说：“我知道这样看起来不真实，但我们将不得不习惯这样看到彼此。”就连特朗普也从勉强考虑戴口罩变成告诉美国人用围巾遮住脸“肯定没有害处”。

像东亚人从非典和之后疫情的创伤中走出来一样，美国人和欧洲人也有可能从当前的新冠肺炎危机中走出来。他们坚信，一个他们曾经将过度反应和差异联系在一起的物体，实际上可以成为培养谨慎和团结的一种手段。

（编译：郭香若 编辑：王旭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