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9日，是中国个税法历史上的大日子。
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草案不仅仅提高了个税起征点，最吸引民众的还有综合征税、专项扣除，以及反避税制度的提出，预示我国的个税制度将迎来根本性改革。
起征点拟调至每月5000元，合不合适？
“起征点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为什么从3500元提高到5000元，为什么不是4000元或者6000元？”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周敏在审议草案时，建议有关方面作出说明。
对于个税起征点，究竟合不合适？应不应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衡量和看法。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分组审议草案时，李晓东委员就提出“起征点还是有点偏低”。结合工资占GDP收入的比例，以及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情况等因素，他认为起征点还有提高的空间。
徐如俊委员列了一组数据：2007年12月个税改革将起征点从1600元调整到2000元，增加400元；2011年6月从2000元调整到3500元，增加1500元，这次从3500元调整到5000元，增加幅度与上次一样，都是1500元。他认为，现在的经济总量肯定和过去不一样，建议起征点再增加一点。
起征点是否要全国一刀切的问题，也引发讨论。
鲜铁可委员认为，在全国范围内规定统一的免征额，难以充分反映各省份地区的居民实际消费支出情况，不利于实现税负的公平。他举例说，2015年各省份地区之间的人均消费支出数据最高的是上海，人均34783.6元/年，比最低的西藏人均8245.8元高几倍。
全国人大代表蔡毅建议考虑区域间的平衡问题，可授权省级人大常委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在法定的幅度范围内具体确定适用标准，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从分类征税到综合征税，会有多大影响？
现行个税法是按照11类收入来源，采取分类征收的模式，不同收入来源之间的个税是分割的。也就是说，两个总收入完全相同的个人，收入来源结构的不同，其承担的个税负担也不同。
草案拟将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4项劳动性所得累进税率，实现从分类税制向分类税制与综合税制相结合的转变。
受此影响的主要是在多处取得收入的群体，合并之后的税负会出现明显变化。其中，争议较大的是稿酬。
吉狄马加委员说，曾经有很多作家认为稿酬所得税不能简单地纳入综合征税的范围，因为作家不同于普通劳动者，不能以年月日简单的计算劳动周期，一些作家历时几年才完成作品，有的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就是一点工资，还有一些自由写作者，根本没有收入。作品完成后一次性取得较多收入，一次性征收个税并不合理，建议慎重考虑。
分类税制与综合税制相结合是个税改革方向，要实现这项改革，涉及到整个税收系统和个人诚信系统的建立和完善。
李培林委员对此表示担心，“实际上很多技术上根本不具备，全国都没有联网，没有一个渠道能够完全综合起来，而且个人申报目前还没有扩大到全民。”赵龙虎委员建议尽快完善信息建设，否则会产生很大的漏洞。
教育房贷等专项附加扣除，扣哪些？怎么扣？
现行个税主要针对收入端的差异，即收入越多缴税越多，忽视了支出端的差异。此次改革，将家庭的实际固定支出纳入抵扣，向家庭征收模式迈进了一步。
草案拟新增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5项专项附加扣除。这几项都是公众最关切的问题。
按照现行个税法，工薪所得能够扣除的，主要有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专项扣除项目，缺乏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等。但是，具体怎样扣除，草案尚未明确。
“不同的幼儿园有不同收费标准，该怎么扣除？”“上钢琴班或者其他校外辅导班扣不扣呢？特别是农村和城市教育经费不完全一样。”在分组审议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杨震、欧阳昌琼等都在追问，专项扣除到底该怎么扣？
欧阳昌琼委员提出，专项扣除要防止出现新的不公正、不公平。当前义务教育很多是免费的，在基础教育阶段中，其他的教育经费，还有大学教育的费用，扣哪些？比如，有些上的是贵族学校，属于高收入阶层，如果都可以拿出来抵扣，这就会造成新的不公平。
此外，朱明春、熊群力、吕薇、韩晓武等多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在草案中增加赡养老人的专项扣除。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王军则建议，把独生子女对父母的赡养经费，纳入专项附加扣除的范围。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周建军建议，“残疾子女的供养也应该纳入专项扣除的范围。因为很多人子女残疾后家庭生活非常困难。”
最高税率45%，能否再降低？
审议时，与会人员普遍认为，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主要不是来自劳动性收入，而是来自非劳动性收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修文说：“对非劳动性所得调节不严不力，是老百姓目前对个人所得税抱怨最多的问题。建议国务院深入研究适当降低劳动性所得的最高税率问题。”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罗艳表示，如果最高税率45%能够下降一些，比如下降到35%，并提高全年应纳税额，比如提高到月收入超过10万元，年收入超过120万元，将有利于吸引高素质人才。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光权说：“最高税率是45%，是不是合适，还应该再研究。从世界上多数国家来看，个人所得税最高档达到45%的国家是很少的。所以，我建议最高的那一档还是应该适当地考虑降低一点，需要考虑一下社会承受力和人们的心理预期，考虑和国外相关税收制度的比较。”
如何降低45%的税率，周光权提供了两个方案：一个是适当降一点，比如降到40%；如果税率45%一定要维持，可以考虑提高应纳税额。
反避税，“偷税罪”不能丢
草案首次增加反避税条款，针对个人不按独立交易原则转让财产、在境外避税地避税、实施不合理商业安排获取不当税收利益等避税行为，赋予税务机关按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的权力。
对此，鲜铁可委员提出，“适当降低税率标准，同时加大对偷漏税行为的查处和打击力度。”他强调“1997年刑法中的偷税罪的罪名不能丢”。
鲜铁可说，偷漏税查处和打击的力度不够，和我们的立法有关。“2009年修改刑法时，把偷税罪取消，变成了逃税罪，表面上扩大了打击面，但问题是，按照刑法第201条第二款规定，如果逃税以后税务机关找你，接受行政处罚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鲜铁可认为，“通过这些年的实践表明，很多地方税务部门要保护自己的税源，不愿意用行政处罚。这种情况下，按照201条第二款就没有刑事处罚的威慑性。”
鲜铁可表示，我国1997年刑法基本上是科学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对主动的报假票，或者搞大小合同、阴阳合同的，达到标准就处罚，两个标准，一个是数额标准，一个是比例标准。“没有1997年的刑法，2002年、2003年打击名人偷税就不可能，当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非常好。”（谢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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