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乡村教育仍在“失血”：适龄学生流失、老师无心恋教、学校不断萎缩……尽管近年来不少农村地区校舍等硬件设施有所改善，但与城区教育资源的投入、教育质量的提升相比，差距仍在持续扩大。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薄弱环节和短板在农村。乡村教育不兴，脱贫攻坚的效果要大打折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面临阻碍，甚至影响“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朝着这一目标，我们任重道远。
乡村教师陈申福：将“愚人村”的帽子脱掉！王全超 摄
来的不一定留下，走的一去不返
“止血”乡村义务教育之一
教育强，方能国家强。近年来，随着各级财政持续投入，乡村教育事业步入发展新阶段。在广大农村地区，崭新的校舍成为不少地方最美的建筑，乡村教师待遇正稳步提高。今年两会上，如何更好地发展乡村义务教育，也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然而消除城乡教育差距并非一朝一夕，半月谈记者最近走访山东、河南、重庆等地发现，乡村义务教育仍面临教师队伍不稳定、年龄与学科结构不合理及适龄学生流失等问题，亟待进一步通过深化改革，筑牢基层基础教育根基。
生源流失：硬件改善难以遏制进城读书潮
近年来，很多县市，农村学生进城读书现象已持续多年并愈演愈烈。尽管一些地方不断改善农村学校的硬件条件，但仍然无法遏制农村学校生源加速减少的趋势。
重庆市荣昌区铜鼓镇高山村村小建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有4个教学班共计180人左右。2000年以来，学生逐年减少，目前一二年级加上学前幼儿班，一共只有17个学生。不少高山村村民搬到山下居住，“那里的教学水平更接近城市，孩子有更多可能考上大学”。
2014年年底，半月谈记者曾走访河南嵩县旧县镇沟门小学、车村镇纸房小学和佛坪小学，当时，有些小学地面还未硬化，教室也没有安装空调。此次记者再次回访这3所学校，看到学校的地面均进行了硬化，教室都装上了冷暖空调、配备了电子白板，纸房小学还进行了扩建，新教学楼即将竣工。
然而，学校生源的流失现状并未得到明显改善。沟门小学所在的沟门村去年8名适龄儿童中有5名在沟门小学读书;佛坪小学所在的佛坪村在本村读书的学生占比不到一半。佛坪小学教师申德智告诉记者：“留在这里读书的一般都是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孩子。”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为送孩子进城读书，农村稍有条件的家庭都去城里买房，买不起房子的家庭则边读边看，孩子课业表现好，值得培养，合适的时候就带到县城读书，母亲租房陪读。
师资出走：培养得越好，调走得越快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农村地区适龄学童的流向，学校硬件设施并不起决定作用。城镇学校之所以展现出强大的虹吸效应，关键在于城乡师资条件的差异。农村教师短缺让学生流失，农村学生流失又令基层师资不稳，类似恶性循环在各地仍不同程度存在。
河南师范大学2016年对商丘柘城县开展一项调研。调研显示，农村小学教师流失集中在30岁至45岁的优秀教师人群，占比达到51%。近年来分配到各农村学校任教的大中专毕业生紧随其后，占到38.5%。
山东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仲红波表示，受制于发展前景、工资待遇、生活条件等因素，农村教师队伍流动性较强。部分农村教师住在城里、教在乡下，一门心思想办法往城里调动。
河南嵩县教育局副局长张劳吾认为，农村特岗教师、骨干教师的流失需引起重视。他说，近年来嵩县特岗教师流失率约15%。由于特岗教师面向全国招考，外省籍教师成为主力。“最开始黑龙江、陕西、山西等省都有人报考，有些孩子把嵩县想成了嵩山。到这里一看，条件太苦，就走了。”
许多农村中小学负责人表示，农村中小学如同一块跳板。偏远乡镇的教师，往城乡接合部学校跳;城乡接合部的老师，往城镇建成区学校跳。农村优秀骨干教师，大多流向了镇区、城区学校。嵩县教育局师训股股长付险峰说，偏远地区学校教师不培养不行，但培养好了，他可能就想办法调走。培养得越好，调走得越快。
“这样一级一级往上‘抽血’，老师们又都拼命往上挤，最下面的这层就空了。”一位农村小学校长忧心忡忡地说。
留下的人：一面坚守，一面操心谁来接班
年近60的陈申福是重庆市城口县龙田乡仓房小学的一名乡村教师。1981年，陈申福从城口中学毕业，成为了仓房村的第一个高中生。仓房村是秦巴山区腹地一个典型的贫困村，20世纪80年代，当地人九成以上是文盲，“愚人村”的名字不胫而走。
1984年，陈申福成为仓房村的一名乡村教师，一干就是30多年。在大多数时间里，仓房小学就只有陈申福一名教师，于是他既做“通课老师”，又当“知心保姆”，学生们的所有课程他全上，做饭、打扫卫生、接送学生等后勤工作他都做。
2019年，陈申福将退休，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位好老师来接替他的工作，继续建设仓房村的教育事业。
今年1月，重庆市荣昌区铜鼓镇高山村村小的谭泽光老师，面对着一年级的3个孩子，讲完了他的最后一课。此前，61岁的他与其他两位老师每人带一个班级，一人担起了语文、数学、美术、体育等课程。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为了留住村小老师，近年来政府提高村小教师收入待遇。谭泽光的月收入是5100元，与重庆主城区社会平均工资基本持平。因为高山村小学山高路远，老谭能拿到最高一档补贴，每月400块钱。
接替谭泽光的是欧阳庆川与熊英，他们都是拿到大学文凭的师范学校毕业生。他们虽然担起了这所村小的教学工作，但还要考虑今后夫妻两地分居与子女教育等问题怎么解决。
“我们是国家的乡村教师，今天依然需要有甘于付出的情怀。中国未来的建设者们，需要乡村教师的启蒙。”临退休前，谭泽光赠给两位年轻同事一句话，希望他们能继续坚守，把这所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的村小办下去。
在重庆市荣昌区铜鼓镇高山村小学，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与谭泽光告别（1月18日摄）。唐奕 摄
越贫困，离好的教育越远?
“止血” 乡村义务教育之二
“农村的学生去县城，县城的孩子去市里，市里的孩子去省城。”当农村地区进城上学成为趋势，人们对此见怪不怪时，乡村教育弱化对农民、对农村长远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却被人忽视。
逃离乡村学校，代价高昂
对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考上大学、进城工作、定居城市，是一条理想的人生发展之路。半月谈记者采访中发现，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并不比城市居民差。为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许多家庭不惜代价，送孩子进城读书。
为孩子上学在山东郓城县买了房子的张女士，家庭经济负担不轻。为照顾孩子上学，张女士选择成为一名陪读妈妈。一家人的日常开销，全落在丈夫身上。每月五六千元的工资，刨去1500多元的房贷月供，再应付日常开销后，就所剩无几。
今年32岁的陈女士，有一个读六年级的女儿和一个读二年级的儿子。女儿跟着婆婆长大，幼儿园和小学都在村里读，到四年级的时候，因为女儿成绩太差，夫妻俩决定不出远门了，就在武汉打工，将两个孩子一并带到武汉读书，好好培养一下。
然而，由于村里小学没有英语老师，女儿在武汉完全跟不上进度，在前前后后花了1万多的补习费后，他们回到老家县城，让两个孩子在小区旁边的小学读书，丈夫就近在县城工业园区打工，陈女士陪读。
完全依靠丈夫打工不够维持生活，陈女士到当地鞋厂领来材料，在家里做，每个月能挣2000多元。陈女士说，县城里有很多像她这样边陪读边在家里做手工的，“区别只在于是否在城里买了房”。
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另外一些进城读书，却没有家长陪读的学生不得不寄住在校外辅导班。
“从幼儿园开始，父母就把我送进城里读书。白天在学校读书，晚上住在附近的辅导班。辅导班有八九十人，大多数都是从农村来的。”就读于河南嵩县城区一所小学的小曼说，辅导班每学期就要1300元。父母在家务农，每周只见一次面。日常生活远离父母，她已经习惯了。
4年级的谢云龙情况与此类似。他老家在河南伊川县农村，因为离嵩县县城较近，小学的时候，父母将他送到嵩县实验三小上学，晚上也是住在学校附近的辅导班，辅导班有20多个来自农村的孩子。“一年给辅导班交3000多块钱，我们村有十几个同学都在实验三小上学。”谢云龙说。
劣势积累，贫困学子赶超难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黄丽芬在今年春节返乡调查时发现，城市化带来的学生外流，从根本上影响了整个学校的教学生态，学生结构的转变，使得乡村学生陷入劣势积累的漩涡。“留在乡镇读书的学生，要么是家庭条件不允许，要么是成绩特别差。”
一位语文老师无奈地说：“教了这么多年书，这几年我算是见了世面，语文考不及格的学生越来越多，最差的只有20多分。因为没有能力独立完成作业，抄作业的现象很严重，胆子大的学生干脆抄都懒得抄。”
学生结构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有老师总结，好中差学生结构不再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梭子形，而是“10+20+30”的水滴状。好生不能通过带动中间学生影响到差生，反而受到差生的影响，学生之间不仅无法自发形成“比学赶帮超”的学习氛围，少量优生形成的竞争圈还时不时受到干扰。
由于受教育资源不均衡、教学条件落后、求学环境恶劣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一些落后农村“读书无用论”的观念开始泛起。“家长知道自己孩子是个什么样子，对孩子的成绩根本没有什么期望，他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就是希望老师帮忙管着，不要出事，也不要学坏，混到毕业就跟着一起出去打工了。”一位基层教师说。
“在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子女就学的支出在农村贫困家庭生活支出中占比很高，而且优质教育资源不平衡，贫困家庭学生要实现赶超很艰难。久而久之，差距会越拉越大，上一代人的贫困可能传递给下一代。”在今年两会期间，贵州省六盘水市实验小学教师吴明兰代表说。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教育欠发达地区和经济贫困地区存在高度重合问题。“越是贫困的家庭，越难把孩子送到城区接受好的教育。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需要大力提升，否则脱贫的质量、脱贫的稳固性和持续性都将受到考验。”重庆市渝中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君岳说。
教育鸿沟，加剧乡村文明凋敝
在今年两会期间，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委员关注了一组数据——据《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6年全国乡村教学点有8.68万个，远不及1995年时19.36万个教学点的一半。
分析其中的原因，既有城镇化发展农村人口自然流失的因素，也有乡村教育不受重视，不少学校难以为继甚至直接被撤并的因素。曾君岳说，近年来许多地区为打造重点学校，对少数学校投入大量资金、人力、物力，人为地拉大了校际之间的差距。很显然，重点学校一般都在城区，乡村学校基本被忽视。
“重点学校由于在福利待遇上的优厚，使得优秀的普通学校、农村学校教师涌入重点校，重点校师资力量越来越雄厚，优秀生源也越来越多。农村基础教育人才更加匮乏，普通学校越办越弱，引发新一轮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矛盾出现，进而形成恶性循环。”曾君岳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乡村学校消失。
重庆市巫溪县天元乡是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距离县城2个多小时车程的天元小学是当地规模最大的小学，该校现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216人，还有幼儿园学生51人，全校学生中153人来自建档立卡贫困家庭，110人为留守儿童，教师共21人。
该校一位老师说，学校师资力量方面目前配备不齐，音乐、体育等专业教师欠缺，住读生床位欠缺，基本为2名学生共挤一张床。家里但凡有点办法，都不愿意把孩子留在这里上学。
过去的农村学校，既是村里的公共教育机构，也是村里的文化与文明建设高地。如今，教育机会、教育资源的进一步分化和更大程度的不平等，则不仅导致农村人口的流失，更消磨了乡村的精气神。俞敏洪说，学生进城切断了农村儿童与乡村文化的传承通道，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文明的凋敝。
补齐短板，不是没有办法
“止血”乡村义务教育之三
教育之于乡村的意义无比巨大。当下正在进行的脱贫攻坚战，如果没有乡村教育的提升，即使脱贫，往往也是脆弱的，下一代因为学识和能力的限制，很可能继续陷于相对贫困的境地;刚刚开启的乡村振兴战略同样如此，如果没有乡村教育的有效支撑，人都留不住，其他还敢奢望?为乡村义务教育“止血”，刻不容缓!
提高乡村教师待遇 疏解职称“堰塞湖”
教师是优质教育的灵魂，当前乡村教育的最短板恰恰是优秀乡村教师的缺乏。为了让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2015年6月，国家出台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各地很快加以落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乡村教师的来源、待遇、培训、职称评审等都有所改善。
例如，山东省出台政策规定，乡村教师可在城里优惠购房，还可享受基层公务员津贴和交通补助;河南省近两年多来，发放7亿多元补助12万名乡村教师;重庆市实施乡村教师岗位生活补助，平均补助标准每月279元。
不过，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乡村教师待遇虽有所提升，但提升幅度尚不足以吸引优秀人才扎根乡村教育，职称评审虽有所倾斜，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晋升难、积压多等难题，优秀乡村教师流失问题依然突出。
河南省嵩县偏远地区乡村教师每月最高可享受500元的生活补贴。申德智任教的佛坪小学位于伏牛山深处，距镇区半个多小时的车程，他每周末才回一趟家，不仅得和自己的孩子分离，还得照看十几名住校孩子的生活，工作量远超城区教师。
“仅靠每月500元的补贴，不足以留住优秀老师，绝大多数老师还是会选择城区学校。”申德智说，因为他老家就在佛坪，对这里有感情，如果没有这份感情，未必能长久留下任教。
多位受访的乡村教师认为，乡村教育需要奉献，但绝不能仅靠奉献。他们都希望国家能进一步加大对乡村教师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在工资待遇、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给予更多保障。
和待遇紧密相关的是职称评定。受访乡村教师反映，教师收入很大程度上同职称挂钩，因职称限额评定形成的职称“堰塞湖”，已成为他们的一大心结，极大影响了基层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和积极性。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教龄长达30年、退休时依然为中级职称的“老中级”在基层普遍存在。山东郓城县随官屯镇初级中学校长冯自才说，学校自2015年以来，没有获得一个高级职称或中级职称的指标。
山东郓城县丁里长镇中心校校长李冠玺等建议，教师职称评定和待遇，也可仿照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或者，在现行职称评价机制外，辅助设立一套以教师在农村工作年限为主的待遇评价体系。
“譬如在农村中小学获得中级职称，并继续从事农村教育工作15年的教师，达到教学质量、师德规范等硬性要求的，可享受高级职称待遇。”李冠玺说，这样可有效缓解基层教师队伍对职称制度的焦虑与不满。
建设农村寄宿学校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农村学校数量多、位置散、生源少，导致师资配备存在结构性短缺，很多农村学校虽然按照师生比已经超编，却不得不实行包班教学，这是导致农村教育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
寄宿制学校是破解这道难题的有效途径之一。2016年秋季投用的河南嵩县思源实验学校，是由嵩县政府出资、香港言爱基金会捐助修建的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公办寄宿制学校，现共有2592名学生。
思源学校校长张庆民说，学校只针对农村招生，在校生中，约36%为各类贫困家庭的孩子，剩下绝大部分也都是家庭条件一般的农村孩子。
思源学校地处嵩县城郊，教室宽敞明亮，宿舍整洁温馨，软硬件配备都不逊色城区学校。半月谈记者实地走访看到，这里的学生人手配备一部平板电脑，引入了先进的翻转课堂理念，学生分组进行讨论，课堂气氛热烈。
4年级的雷雅涵告诉记者，没来这里之前，她跟随父母在打工地就读，学校各方面条件都没法同这里相比。“一人一个平板电脑，可以和老师互动，住校也很习惯，爸妈特别满意，可以安心工作了。”
山东省东明县清华园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民办学校。目前有82个教学班，在校生4000余人，教职工约260人，可面向全县范围招生，学生大多来自县城周边乡镇及邻县农村。
读初三的单嘉雯家距离学校约20公里。“我家就在镇驻地，要是在镇初中上学，回家只需要3分钟。”她说，小学六年级时来这里试听了两节课，觉得现在的学校更适合自己，就和父母商量了几次，决定到这里来上学。
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相比非寄宿制的乡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生源足、师资优，不仅教学质量相对更高，而且解决了许多农村父母外出打工无法照看孩子的难题，受到很多农村家长及学生的欢迎。
基层教育工作者认为，加大寄宿制学校建设力度，变过度分散办学为相对集中办学，也有助于解决农村生源流失和农村师资结构性短缺问题。“农村学生流失和寄宿制条件跟不上有很大关系。”嵩县库区乡中心校校长吴建芳说。
不过，资金短缺成为基层建设寄宿制学校的最大制约。嵩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当地一个300人规模的农村寄宿制学校花了3年多才建成。“按规定，一个乡最起码建设1到2所寄宿制学校，但建一所寄宿制学校最起码要花上千万元，县里财力不行，难度太大。”嵩县教育局副局长张劳吾说。
不少基层教育人士认为，资金分散使用造就了一批漂亮的空心校，学校建得很漂亮，就是没有多少学生。他们建议，一方面，上级要加大对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可整合投向农村的相对分散的教育经费，集中财力建更受欢迎的寄宿制学校，让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
配合寄宿制学校建设，还要加大全科教师培养力度。多位受访基层教育工作者建议，低年级学生可留在村小、教学点，配备全科教师包班教学，高年级学生可以集中到寄宿制学校分科教学，这样既能避免低龄寄宿的负面影响，又能合理配置农村教育资源，最大限度提高教学质量。
普及互联网教育手段 弥补城乡教育鸿沟
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是弥补城乡教育差距的重要手段。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不少贫困偏远地区教育信息化程度相对落后，有些信息化教学设备也常常处于闲置状态，因此，加强农村地区教育信息化建设显得尤为迫切。
互联网学习平台沪江网于2015年推出了支持中小学公益课程项目——互加计划，希望通过互联网学习方式，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在全国各地的共建共享，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也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
国家级贫困县、河南省卢氏县有各级各类学校389所，其中199个教学点在大山深处。正是利用这一平台，卢氏有力推动了区域教育均衡发展。
卢氏县沙河乡果角村教学点“校长”兼教师马有才经过两天的摸索，熟悉了互加网络教育平台操作，给孩子们开了音乐、美术课，这在他30多年的农村教学生涯里还是第一次。
教室里的大屏幕上，卢氏县东城小学音乐教师赵珊珊正在直播儿歌“小青蛙”教学视频，在马有才的带领下，班里的17个孩子在网络这头唱得不亦乐乎。“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55岁的马有才说。
这种授课方式在卢氏县已经广泛推广。该县教师利用互加网络教育平台可随时随地直播、收看，进行观课、议课。截至目前，卢氏县已建起学科直播群20多个、学校直播群72个、学校学科直播群226个、学生及家长直播群188个，该县199个教学点已实现了网络课程资源全覆盖。
嵩县思源实验学校也在好未来教育科技集团的助力下，通过互联网技术打造双师课堂，将“名师授课”与“实时辅导”相结合：好未来的主讲老师，在几百公里外的郑州通过直播的形式远程为许多班级同时上课，思源学校的辅导老师则结合主讲老师的直播讲授辅导班上孩子学习。
这种教学模式受到了学生广泛欢迎。思源学校13岁的张林曼说，通过直播大屏不但可以听郑州那边老师讲课，还可以和他们互动。“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大城市的教育，感觉很开心。”
沪江网首席教育官吴虹建议，在加强乡村教育信息化建设上，一方面，要培训乡村教师，让他们掌握互联网教学技能，把先进教育技术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另一方面，要为乡村学校匹配合适的教育资源，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互联网+教育”模式。
“越是偏远地区的乡村学校，越容易接受互联网教育。”吴虹说，那里的师生充满了求知的渴望，一旦互联网技术被成功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带来的将是“从0到1”的飞速变化。（萧海川李亚楠 周闻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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