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陪读高考叹累:唯一能喘口气时间就是晚上

来源:中国网
2017-05-19 15:47:08

他们无需为洗衣服、做饭、洗碗这些琐事操心,也没细想要去哪座城市、读哪所学校哪个专业,眼下他们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学习。

在临川一中,学习这件事,被严丝合缝地安排进了学生的每一分每一秒。

学校的作息时间表就像一把小尺,让张英每一步行动都要卡在合适的时间,精确无误,才能保证孩子不落后一分一秒,即使周末也不能停转。

此前从事文书工作的她,为此专门写了一张“注意事项”的纸条,贴在厨房门口。在她偶尔需要回原单位办事时,需要用这张单子提醒来代班的妹妹。

在这张列着时间的小纸上,每一步都必须与学校的时间表保持在10分钟之内的差距。这意味着,中午12点放学后,12点10分必须做好“三菜一汤”放在饭桌上;下午5点15分放学后,必须在5点20分保证饭菜上桌。

因为到了饭点,除了少数学生在食堂吃饭外,几千名学生会从教学楼涌出,向东南北三个门走去。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行走缓慢,3个孩子要花近10分钟才能回到一墙之隔的家。

看着潮水般的人流,住在北门外第一排楼房的张英才觉得,自己租这个房子是“很英明很实惠的”,虽然她有时会抱怨自己住的这片区域是农民的拆迁房,没有形成小区化管理,20栋“握手”楼还经常停水。

与这片简陋的居民区相对的,是学校南门外的新式小区,有小区大门、围栏,样式规整的高楼间有绿色草坪。尽管“好坏”很大程度上是由房子与学校的相对位置来决定的。比如校门正对面的小区,就是“最好的”,其次是斜对面的。离学校越近,房租价格越高,最贵的一年租金两万多元,在这座人均GDP约3万元的小城里,房东“完全就是躺着赚钱”。

除了出租房屋、代管学生,在临川还有一种赚钱的方式——开出租车。

“抚州没什么流动人口,就是靠这几个学校。” 出租车司机老张说。一到放学开学期间,火车站汽车站到处都是人,“出租车拉都拉不完,一下就能走几十辆,一天顶3天。”

这座小城的人口密集程度也呈同心圆向外扩散,越靠近学校,人口越密集,离得越远,越荒凉。在一些小区的售楼处,都用红色的大字打出“学府”“名校”的名号。

高二学生家长郑楠告诉记者,她早在三年前就考虑在临川买房,当时儿子还在家乡读小学,家乡宜黄与临川同属于抚州市。

她打算,等儿子读完后,还可以把房子租给其他陪读家长。但丈夫没有同意,这个计划搁浅了。两年后,儿子顺利入学临川一中,“本来一套房子30多万元,两年的时间就多了10万元”。

“我们那个县,乡下的人来县城陪读,为了孩子把田都荒废了,到县里面来买房子。县里面的人就到市里买房,市里的人就到省城,每个地方都一样。”郑楠说。

“高考第一是状元,采访、上报、挂横幅,第二即使只差两分也不会有人记住”

送小林来临川读高中,是张英夫妇在孩子上初中时就设计好的路。为此,他们拒绝了留在原籍读书2万元的物质奖励。

在学校王安石塑像前的广场上,几张大红色的“喜报”栏从去年立到今年,上面列出2016年每一位考上清华北大学生的名字,以及考上外省重点院校的学生名单。

校长王昱不喜欢把自己的学校和衡水中学这类“超级中学”比较,他认为这是“片面地看到我们高考成绩好”,他更喜欢和记者谈论学校这几年大力举办的文体特色活动。

“片面地追求升学率,肯定是不合适的,”校长王昱说,“但是有升学率是一所学校的荣耀,真不是犯罪。一个学校如果连升学都管不好,它绝对谈不上素质教育。”

这座小城,曾走出汤显祖、曾巩等历史名人,但是家长更津津乐道于一串数字:2016年,江西省理科状元出自临川一中,38名学生进入清华北大,而清华北大在江西省招生的名额仅有166个。每年高考成绩出来,这个数字都会被地方媒体大肆报道。

这场逆袭以2002年为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临川一中只是一所地方高中,四五千名学生以当地生源为主。2002年,抚州市成立了临川教育集团,将临川一中、临川二中和抚州一中三所学校纳入集团进行统一管理。据当时媒体报道,集团刚成立时,政府鼓励这几所中学面向全国招生,还成立专门的宣讲团四处扩大影响。2004年,12名学生考上了清华北大,随着名气的扩大,短短5年,包括复读生在内,临川一中已有11000人。

2016年考入清华大学的熊峰回忆,在他中考那年,县里前10名,都会接到临川一中打来的电话,提供免学费免房租的优惠政策。

在过去几年的临川一中,这些外地的优等生源往往会构成“喜报”上的主力军,在校长办公室里,一面墙壁的正中悬挂着一副牌匾——“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

“临川一中都是看清华北大,不看一本二本。不是说每个人都为了考清华北大,可每年都有好消息出来,人家就会说,这个学校真的很好。”一位陪读家长告诉记者。

招租也打着类似的名号。有的专门将“状元楼出租”几个字放大,在括号中写着“如果考上状元,租用费用全免”。有一户人家,在阳台的防盗窗上挂上一条巨大的红色横幅,庆祝租在这家的小孩考上了北大。

张英租住的楼房,就是2008年新校区搬迁时,当地农民建造的。房东小王说,“学校开始造,我们也开始造”。还没修好门前的水泥路,就已经有家长过来住,这几年租户从未中断过。“我们希望学生考得好,这样就有更多人来住。”

这里流传着许多故事,有的人在这里待了八年十年,只为了把3个孩子都送去大学;有的人辞了年薪几十万的工作,陪孩子最后一年;两位来自别处小县城的学校老师,在高三那年,母亲请假一年来这里陪孩子读书,父亲留在家乡的学校为妻子代了一年课。在很多人眼里,全家再大的事大不过高考。

带着3个孩子陪读8年,把大女儿送进北京大学的席雯,就是“妈妈帮”里活生生的例子。

2008年,席雯辞去广东一所小学教师一职,带着3个孩子迁往临川。她讲到陪大女儿时,晚上洗脚水都要打好,让她边写作业边泡脚。有人说她“你太惯孩子了,以后自理能力很差”。

“她读书那么累,我帮她做一点有什么关系。”席雯毫不在意地说。不过她马上举例说明,自己女儿上北京大学后,会做菜,回家还会帮她带弟弟妹妹,“很独立”。

杨金梅的小儿子还在临川一中读高一,她就来陪读了。去年夫妻俩关闭了在北京打拼了十几年的门窗店,丈夫去了福建泉州打工,因为“泉州到抚州有直达的高铁”,方便看孩子。

她还记得,两人送儿子回来读书的那天,她看到许多家长在这儿陪读,问儿子要不要留下来。儿子心疼他们放弃生意,说“不要了”。杨金梅坐在车里,“眼泪一路从江西流到了安徽”。那天,儿子躺在床上,用一本书蒙着脸,她猜测孩子也一定很舍不得。

最后她决定陪读,是因为不愿小儿子重蹈大儿子的“覆辙”。大儿子从小在外婆家养大,初中读完就出来打工,“走到弯路上”了。

但她最近嗅出了一些危险的信号。相比学习,儿子更喜欢打篮球,看到崭新的球衣,“眼睛都发亮了”。然而刚刚过去的期中考试,一向数学成绩优秀的他竟然考了不及格。

这样的成绩会错失“零班”。而进了“零班”,就相当于一只脚踏入重点大学的保险柜。

进入高二,40多个班级会被分为“零班”、A班和B班。“零班”的学生将享受最好的教师资源,“连学习资料都是免费的”,高考时,由学校安排车接车送。

一位父亲称根据自己的长期观察,“下课后,如果这个班教室门口几乎没有学生出来玩,那就是零班;如果出来的不多,就是A班,出来一堆人,那肯定是B班”。

“零班”不是用牌子挂出来,而是敲打在每个学生,甚至每个家长的心上。

一位临川一中走出的学生在网络上写道,“零班”老师喜欢说,“我们缺的是清华北大,武大厦大之类学校谁考上对我们不重要”“高考第一是状元,采访、上报、挂横幅,第二即使只差两分也不会有人记住”。

王芳菲的女儿不在“零班”,“有时候女儿回家会说,你们这些大人,早就把我们分成三六九等了。”但这位爱读龙应台作品的母亲安慰女儿,“你走完人生该走完的路,以后不会后悔就好。”

因为孩子没考好,杨金梅的丈夫着急地打长途电话过来,“儿子,难道我和你妈妈这样的选择是错误的吗?”重话一出口,他又有些后悔,偷偷打电话给老婆让她安慰一下儿子。

小林在文科“零班”就读,去年暑假,张英看到这块上重点大学的红榜,会和儿子开玩笑,“什么时候你的名字能写上去咯?”但是今年她从来不说这样的话,“不能给他太大的压力”。

“高三了,也该来了”

去年8月9日,是高三开学的日子,也是张英来到上顿渡镇的第一天。此前,专门雇了一位农村的亲戚照顾几个孩子,可“高三了,也该来了”。

许多的陪读家长都遵循这样的轨迹,“高三了,也该来了”。

王芳菲的女儿升入高三,打电话告诉她,“妈妈,无论如何您可能要支持我一下”。

“小孩的路还很长,万一她考到不理想的学校,有怨言怎么办。”一直奔忙于职场的她,从初中起就把孩子送到临川读书,自己在外地打拼。作出这个决定时,几乎没有人支持她。但一想到孩子的未来,她还是心软了。

在临川单独租了一间60平方米的小房子,王芳菲从十多年没怎么摸过的锅碗瓢盆开始,一点一点融入女儿的生活。

如今张英已经逐渐适应了这个镇子的节奏。

楼下牛奶店,即使顾客忘记带购物卡,老板娘也可以先赊着账;小超市里,零食种类不断更换,满足孩子多变的口味;步行20分钟的菜市场里,野生黄鳝60元一斤,她买起来毫不犹豫。

但在临川,她依然被打上“外地人”的标签,一次在菜市场买肉时,她和同行的陪读妈妈被不断挤到后面,朋友着急了,嚷道:“你们不能这样对我们,你们不还是靠我们这些外地人养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