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苹果CEO蒂姆·库克参观了ofo位于中关村的总部，风口上的“共享单车”似乎要走出国门了。与小黄车、小红车一起走出国门的可能还有那些加了的私锁、抹掉的二维码和卸掉的车座。与共享单车同病相怜的还有天坛公园的卫生纸。前不久有媒体报道，北京天坛公园内洗手间的免费卫生纸被游客“顺走”。因为免费，许多人如厕后总是顺手带走一大摞手纸；而更多人是专门为纸而来的，一天一趟甚至几趟，将手纸塞满布袋后捎回家，公物私用。
公共物品似乎成了考验国民素质的试金石，这块试金石是不是处处有效呢？国外的公共物品是否能幸免于难？
多数国家“共享单车”入不敷出
1965年，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群年轻人将一些涂成白色、没有上锁的自行车放在公共区域，供人们免费使用，被称作“白色自行车计划”。这可能是最早的“共享单车”模式，此后很多国家都开展了自行车公共租赁计划，但大多以流产告终。
高于估计的破坏和维护费用、租金收入不足等问题成为共享单车计划不可持续的财务黑洞。
今年1月13日，西雅图市政府正式宣布，Pronto自行车共享服务将于3月31日终止。市财政预算内拟用于该服务的300万美元资金将被用于其他的自行车及行人安全工程。
西雅图市长穆雷在官方通报中说：“注资优先权的转变，令我们可以改造自行车及行人安全工程——这对于步行及骑自行车上学的学生们尤为重要。尽管我对共享自行车在西雅图的前景仍持乐观态度，然而今天我们将把目光投向一系列已有的工程，这有助于我们建造安全、世界级的自行车道及人行道网络。”
Pronto自行车共享服务的收入及推广效果远不及预期，西雅图市政府于去年3月一度决定拨款140万美元挽救这一项目。去年5月，该项目的年费会员仅有1800人。
纽约的Citibike虽然仍在运行，但每年数百万美元的亏损显然让运营者头疼，曾经得到花旗集团4100万美元赞助的明星项目如今却陷入了泥潭。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诞生于2007年的Bicing公共自行车系统由市政府每年给运营商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项目启动、运营和维护。然而，通过卡车进行自行车调配运输的Bicing系统存在严重的车辆分配不均问题，目前该项目正经历着每年高达1200万美元的赤字。
伦敦的公共自行车系统也不好过。2010年，伦敦市长利文斯通在伦敦街头推出自行车出租服务，即伦敦巴克莱自行车计划。不过，该自行车项目高达90欧元的年费令市民望而却步。在丹麦，运行了17年的公共自行车项目因为盈利难题在2012年被停止。
如果要举一个成功的例子，诞生于2007年的巴黎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Velib可能是唯一一个仍在盈利的共享单车项目。作为法国唯一一个为城市赚取稳定净收益的公共交通项目，Velib年均利润达20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5亿元)。
不过丢失和破坏带来的巨大成本仍让运营者头疼。仅2015年，巴黎“Vélib”自行车共享系统的9000辆自行车被损坏或被盗。截至2016年夏天，整个城市的35个自行车站因为缺车或者需要维修而被关闭。
盗窃和破坏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一辆新自行车的费用为650欧元，而损坏或破坏的自行车的维修费用平均为450欧元。负责监测该计划的巴黎市政厅官员认为2015年因盗窃和维修花去的成本为100万欧元。也正是因为盗窃和破坏，启动时承诺的2.38万辆自行车中，现在只有1.4万辆投入使用。更“悲剧”的是，相比于邻居英国的破坏率，法国共享单车之所以破坏更严重是因为覆盖范围更大，越共享，越破坏。
单车的“公地悲剧”: 公司头疼，政府头大
不只是中国，全世界的共享单车都陷入了哈丁所说的“公地悲剧”。
1968年，英国学者哈丁提出“公地悲剧”。设想有一块肥沃的土地，一个村庄内所有的农民都可以使用。可以想见，为了私利，每个农民都会将尽量多的奶牛赶到这块土地上去放牧。然而土地承载量是有限的，每个人都多放一头，最终只会无地可放。无限制的放牧最终会将公地的美丽想法变成悲剧。
正如哈丁解释的那样，公共的比喻可以应用于几乎任何的公共资源。不只是牧场，我们可以谈论一群动物、一个渔场、一片湖泊甚至一方空域。无论哪种情况，潜在的经济道理是相同的：如果访问和使用不受某种限制，那么随着需求的增加，过度使用是不可避免的。
回头看共享单车的情况是一样的：每个人都希望从自身利益出发，除了破坏和私藏，乱停乱放也是各国共享单车都面临的问题。
在新加坡，除了已经打入国际市场的摩拜和ofo，其本地共享单车oBike也在乱战中分了一杯羹。不过当地政府似乎并不买账，据《海峡时报》报道，多辆共享单车因为停放问题被贴上移除标志。对那些共享单车的运营者来说，高额的维护费让他们头疼；对政府来说，管理和规范的难题也让他们头大。
私有化是灵丹妙药？ 公地悲剧真的就无解了吗？
当然不是，在提出之时，哈丁就认为公地悲剧不能依赖于个人道德的提升，而是要借助私有化或者加强管理。伊利诺伊大学的Jonathan Tomkin教授认为，“如果没有公地，就不会有公共悲剧。”所以，如果一个资源可以私有化即可以被个人拥有，而没有人会滥用自己的资源，也就没有公地悲剧了。
在非洲，津巴布韦、马拉维、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的大象数量正在增长，而这一增长源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允许战利品狩猎，即将狩猎合法化。这听起来很残忍，但却从另一方面促使当地人保护野生动物。自1979年以来，津巴布韦的大象数量从3万只增加到如今的将近7万只，博茨瓦纳从2万只增加到了6.8万只。但另一方面，在禁止狩猎大象的国家中，例如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当地人几乎没有动力去养殖大象，但却很有动力去偷猎它们。在这些国家，大象正在消失。结果是肯尼亚今天只有1.6万只大象，而在当时政府禁止狩猎前，肯尼亚约有14万只大象。自1970年以来，坦桑尼亚的大象已经从25万只锐减到6万只，乌干达则从2万只减少到1600只。
私有化似乎是解决公地悲剧的灵丹妙药，但私有化绝不是万全之策，保护资源的初衷很可能妥协于追求快钱的私欲。一旦“公地”变成了可以交易的商品，那么这些资源很快会集中于少数企业或个人手中，而这些资源的拥有者却并不参与到日常生产中。当内华达的木材和新英格兰的渔业归属华尔街的时候，资源滥用绝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除此之外，也有人认为私有化将会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那些本来依靠公共资源的弱势群体很可能因为私有化而丧失这部分权益。
另一个解决公地悲剧的办法是政府管理。现实中，对于大部分公共资源的保护，其实都是依靠政府的强制力来进行的。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公共资源，比如水、森林、矿产等都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保护。有时候，“公地悲剧”不限于一国之内，比如环境污染、全球变暖等全球性问题，就需要世界各国联合起来进行管理。2015年在巴黎签署的《巴黎协议》就是最好的例子。
《巴黎协议》共12页29个大条目，包括目标、减缓、适应、损失损害、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全球盘点等内容。协议规定，缔约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到2100年，相比工业化之前的水平，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幅度将力争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并且在2050年到2100年之间实现人类活动排放与自然吸收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在考虑到海洋和森林有能力吸收温室气体的情况下，本世纪下半叶让地球的新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零。《巴黎协议》描绘了一个非常美的蓝图，不过由于不具备强制约束力，这个蓝图能否实现还未可知。
其实在私有化和政府管理之间，还存在另一种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就是内化外部性，换句话说，就是确保资源使用者承担其使用后产生的所有后果。比如为了治理空气污染，有些地方会出台汽油税或者污染税，也就是将“悲剧”所产生的后果转嫁于使用者，这一方案既有私有化的灵活性，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政府监督所需的开销。
诞生于犹他州的校园共享单车“Aggie Blue Bikes（以下简称ABB）”就是内化外部性的一个很好的例子。ABB虽然范围不大，但运营状况不错，被盗或失修率仅为6％，这主要是因为其采取的长租而非短租的形式。ABB的创始人认为，要防止破坏，就必须让用户为自己的承租行为负责，而长期的租赁方式无疑能刺激用户关爱自行车。因此，ABB的大部分自行车都必须长租一个学期，租期内如果车辆的磨损超出了一定限度而承租人没有付费的话，这个行为将会被记录在学生的档案上。当租车的行为和个人信誉档案挂钩，乃至影响到未来的毕业，恐怕没有人会锁车或是破坏了。
相对于国内的摩拜、ofo等无桩共享单车，日本的共享单车都是有桩的，要去固定的地点取和还。日本对乱停车管理非常严格，如果在禁止停车的地方停车，单车会被拖走，如果还想找回自行车就要去区役所指定的地方拿着身份证件和3000日元左右的罚金去赎回。而且日本的单车大多和信用卡绑定，所以想一走了之麻烦会更大。
另一只手：公共自治
也有人提出了异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政府规制、私有化并不能包治百病，这是一种简单的预设模型，并没有考虑到现实的复杂性。例如，对于解决空气污染，控制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的方法是有差别的；保护位于不同生态物理条件下的濒危物种的方法也是不同的。据此，奥斯特罗姆认为，一方面我们应采取积极行动面对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破坏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应谨慎对待每一种特殊情况，不要奢望通过一剂万应良药来救治诸种疑难杂症。
在瑞士的托拜尔，公共财产的享用权被严格限定在拥有社群权利的居民中。任何企图侵夺更大份额放养权的尝试都会被课以大额罚金。村里的法规由全体村民投票决定。在瑞士，所有的地方规则，除了界定谁对公共池塘资源享有权利外，还明确规定了管辖条款，以控制对资源的占用数量。在奥斯特罗姆的研究中，瑞士所有用来治理公共所有的高山草场的制度，都有一个相似之处——有关公共池塘资源使用的所有重要决定都是由占用者自己做出的。他们使用的许多规则的监督成本和其他交易成本都较低，并能减少潜在的冲突。
在日本的平野庄、中生庄和良木家庄里，都有为管理公地而实行的规则、监督合约和制裁。村庄的代表议会界定所有土地的所有权归属，制定详细的授权规则。每个村庄都自行设计自己的监督和制裁系统，都有书面法规明确规定；根据违规者过去的行为对各种违规事件实行一系列逐渐升级的惩罚。
通过对这些案例的研究，奥斯特罗姆认为，除了私有化和政府加强管理外，群体自治也能够很好地处理公地问题，集体监督能够很好地避免由于个人私利产生的滥用问题。可以说，奥斯特罗姆发现了处理公地问题的第三只手。
3月19日，面对无解的不文明现象，天坛公园推出了人脸识别取纸的功能。技术加持，公地悲剧似乎有了另一种解法。如今，天坛公园公厕的访客，需要和“一台计算机”进行视觉接触，才能够获得免费的卫生纸，这种脸部识别技术能够防止设备给同一个人重复发放卫生纸，如果访客需要更多卫生纸，则必须再等待9分钟。
刚刚推出半个月，人脸识别的效果还不能过早下定论，不过利用技术手段解决公地悲剧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就单车来说，技术含量更高、造价更高的摩拜确实更结实。据企鹅智库发布数据显示，ofo用户上报车辆故障的比例明显高于摩拜单车用户，达到39.3%。虽然技术无法治本，但的确在客观上起到了制约和保护的作用，希望当共享单车行业格局稳定之时，各公司能够利用互联网技术推进精细化运营，降低单车损耗，让共享不再“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