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杭州2月19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张瑾华 通讯员 马正心) 前几天，徐则臣刚从台北书展归来。在台北除了逛书展，欣赏各种各样的书，“看着无数制作精美的书浩瀚地摆过去，就足可以心旷神怡了。”他还与台湾作家伊格言、著名作家毕飞宇进行了两场对谈，和旅美作家哈金叙了旧。
他的新书《王城如海》的繁体中文版，前几天也在台北书展上展出，卖得不错。
归来后，本报记者与回到北京的徐则臣进行了对话。
在实实在在的地名里虚构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其实想以京城为主角写一部小说？
徐则臣（以下简称徐）：我的确想以北京这座城市为主角写一部作品。之前写过不少以北京为背景的小说，但北京只是个背景，我更关心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的命运，对他们与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更感兴趣。真正以这座城市为主人公的小说，《王城如海》是第一部。
记：你的标志性的小说里都有一个地名，如中关村，大到耶路撒冷，你特别看重地域文化和地域人格吗？
徐：我喜欢在小说里用实实在在的地名，并非为了让故事更可信，显得更加地现实主义，而是希望以实实在在的地名给人物和故事提供一个规定性，包括你说的这种地域文化和地域人格。自由地虚构很快意，但对一个作家来说，限定性中的自由地虚构更加快意，你在给你自己制造难度，你在逼着你自己翻山越岭，翻越之后，那才是真正的创造的乐趣。
记：“王城如海”，“海”有几重意思呢？
徐：现在我也越来越喜欢“王城如海”这四个字了。王城堪隐，万人如海，在这个城市，你的孤独无人响应；但你以为你只是你时，所有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所有人都是你，你也是所有人。不管是车海人海，还是雾海霾海，都在这座如海的王城里，也都在我们如海的人生中。
记：小说中贯穿的雾霾，除了是环境现象，有别的象征意义吗？小说中似乎角色们对自己的未来都有某种看不清和不确定，连貌似功成名就的导演余松坡也是如此？
徐：花了那么多的力气反反复复地写，必须得让它“象征”点什么。至于象征什么，见仁见智，看不见的人生也好，人的内心雾霾也好，埋伏于灵魂深处的隐秘也好，未可知的将来也好，能自圆其说的，也许都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问题，在个体的向度上，在雾霾般的人生中，谁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貌似功成名就的人也概莫能外。
“抓取蛋糕”与精神困境
记：精英余松坡身边的几个年轻人似乎都努力想捅破阶层天花板，这样的设计是来源于生活现实吗？
徐：追求一种“向上”的生活，是每个人的生活真相，毋须讳言，也不必刻意地设计。“向下”固然更戏剧化、更好看，那可能要冒违背常理和人性的危险。
记：小说中，罗冬雨的男友快递小哥，还有弟弟，都是暗藏对余松坡的敌意，而文化精英余松坡的前史也是农家子弟，他的奋斗前史更黑暗，因为伤及无辜的竞争者远房堂兄，造成了他多年的精神困境，这样的吊诡，有怎样的用意?
徐：一个人的奋斗史，于自己是一部艰辛史，于他人可能是一部残酷史，没办法，中国向来就是这么僧多粥少。问题在于，挺身而出抓取蛋糕的时候，我们是否额外地伤害了别人，分蛋糕是否分得正大而体面，是否曾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如果我们做过了，那就超出了正常的竞争和奋斗，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余松坡的精神困境即来源于此。
记：你觉得余松坡最大的精神危机是什么？罗冬雨这个保姆角色还是本分的，她简直是英国传统管家那样讲规矩的典范了，如果她不本分，会是什么样?
徐：余松坡最大的精神危机不在于是否有机会去赎罪，而在于能否直面自己；如果无法正视自己，他不仅得逃避堂兄，还得继续纠结现实中的很多问题。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罗冬雨必须本分，不仅本分是她该有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而且，她若不本分，这小说就乱了，可以随便怎么写都行了。她的本分是小说中其他人物的一面镜子，镜子在，才能让我们看见其他各色人等的表演。
京城与老家，都无归属感
记：写底层小人物和写知识分子，精英阶层，落笔处，你的立场和情感会发生变化吗？
徐：从情感的角度讲，写谁对我来说都一样，我要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职业、阶层和身份。作家要有能力做到对笔下的人物一视同仁。从亲近和写得顺手的角度，我觉得蚁族更好些，我对他们更熟悉，他们经历的生活我都经历过，现在还在经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面对生活中物质和精神的挤压更大，也更有“戏”。我写他们时常觉得就是在写自己。
记：你曾提到现实生活对你的写作影响很大，比如因为在中关村租房子住过，就写了《跑步进入中关村》，写到那儿的小老百姓，现在不再四处租房子了，还能像在海淀等地租房子时那么接地气吗？
徐：我现在还生活在中关村，还生活在中关村的小老百姓中，因为买的房子非常之小，客厅里超过三个人就转不开身子，现在依然在租着房子，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是不是还接着地气，当然，我也不知道，买这个小房子之前是不是就接上过地气。
记：以后会不会越来越多地写精英或者中产阶级呢？
徐：我想以后的写作会关注哪个群体，完全以我的思考和兴趣为转移，该写小老百姓我还会写，需要写精英和中产阶级乃至更高大上的人群，我也不会客气，决不容自己手软。
记：我读了你的随笔《四个房子一个家》，发现你界定“北漂”是以有没有自己的家为区分的，有了家，漂着的感觉就定下来了，但代价是你得在京城买房子，书要有个自己的家，人也要有个家，说明买房还是与精神的安定有关，是这样吗？
徐：《四个房子一个家》是我一篇长文的一个章节。在后面的章节里我说，原以为有了房子、有了户口、有了编制，漂泊感就没了，这些全有了，我发现内心依旧不能安妥。这是什么鬼？说明漂泊感跟这些东西没有必然关系。有一间自己的书房也只是一粒暂时的安定片，药劲儿一过去，还照样睡不着。我说，这可能就是现代人的毛病，那就认了吧，此心不安处是吾乡。
记：作为一个毕业留京的70后外乡人，你现在有没有一种“我是王城人”的归属感了?北京对你，如今是故乡还是异乡呢？
徐：我在北京待了十五年了，依然没有想象中的归属感，不过也正常，回到老家我也缺少必要的归属感，所以，这座城市于我而言，既不是故乡也不是异乡，或者，既是故乡又是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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