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连山是我国著名高大山系之一，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储水输水中心，维系着西北地区生态系统的稳定。由于极其重要的生态区位作用，祁连山的生态保护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保护区？生态保护成效如何？保护难点在哪里？如何才能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从1978年开始，作为祁连山区成立的第一家科研机构，甘肃省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积累了连续40年的科研数据，并与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等国内知名科研团队合作承担了“祁连山涵养水源生态系统恢复技术集成试验示范”和“祁连山地区生态治理技术研究及示范”等国家重大项目，对祁连山的生态保护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认识。
一问，祁连山自然保护区是一个什么样的保护区？
首先，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一个面积巨大的保护区。2014年，最新规划调整后的自然保护区面积198.7万公顷，加上划定的66.6万公顷外围保护地带，总面积265.3万公顷（2.653万平方公里），在甘肃境内涉及张掖、武威、金昌3市8县区及山丹马场，保护区的面积接近于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的面积之和。祁连山东西长800公里，相当于上海到武汉的距离。
其次，祁连山保护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自然保护区，有大小3066条冰川，是造就了河西走廊绿洲的黑河、疏勒河、石羊河的水源地，祁连山海拔最高处5808米，是由祁连山冰雪融水形成的河西绿洲和祁连山共同构成了阻隔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南侵的防线，也是拱卫青藏高原乃至“中华水塔”三江源生态安全的屏障，不仅影响西部生态，而且影响全国生态。因此，祁连山自然保护区是一个生态功能极为重要的保护区。
祁连山生态到底怎么样？
再次，祁连山保护区是一个生态极其脆弱的保护区，森林覆盖率为28.5%,年降水量200-400mm左右,年蒸发量为1200mm左右。作为水源涵养林主体的青海云杉天然林，树种结构单一，林分密度大，林下灌木草本稀少，生物多样性较低，天然更新差，生态系统易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承载力低、易破坏、修复能力弱。
二问，祁连山生态怎么样？
祁连山生态地位重要性决定其极高的关注度，国内著名冰川冻土专家程国栋院士、地质地理学专家李吉均院士、全球变化专家秦大河院士等长期关注祁连山生态保护与研究。国家和甘肃省在祁连山不仅设立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而且有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和甘肃省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等国内长期从事祁连山生态研究的科研机构。通过长期观测、分析、研究祁连山生态系统变化状况，从数据上可以说明生态的变化。
首先是大规模的人为破坏已经停止。祁连山的生态破坏开始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初期以森林砍伐、盗伐为主，当年有“吃得苦中苦，为了两万五（每年要完成2.5万立方米的森林采伐任务）”的说法，八十年代以矿山开采为主，九十年代后以小水电开发为主，据地方政府提供的资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祁连山保护区范围内仅肃南县就有532家大小矿山企业，在张掖境内的干支流上先后建成了46座水电站。
神麒煤矿矿井关闭前（2014.11）
神麒煤矿矿井关闭整治后（2016.03）
1987年自然保护区划设后，开始逐步扭转无序开发局面，2014年，新一轮的保护区规划调整，探采矿、小水电全面停批，矿山企业逐步退出，据地方政府提供的数据，张掖在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探采矿项目从高峰时的770家减少到现在的19家，这仅存的19家虽然因矿权未到期没有退出，但也全部处于停产停工状态。保护区范围内2800万亩草场已有1570万亩实施了封禁，核心区、缓冲区内的农牧民从18000多人减少到2000多人，大规模的掠夺式开发基本停止。
甘肃黑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大孤山水电站枢纽整治前（2015.11.14）
甘肃黑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大孤山水电站枢纽整治后（2016.04.27）
其次是祁连山水源涵养生态功能逐步恢复，2001年—2010年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实施了天然林保护一期工程，2011—2016年又连续实施二期工程，加强了森林保育。工程实施期间，保护区有林地、疏林地、灌木林地面积分别增加了4.8%、26.9%、54.3%，森林覆盖率增长了1.3%，特别是以森林植被涵养水源功能为主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得到有效发挥。根据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承担国家监测任务结果分析，祁连山森林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营养物质积累等各项生态功能价值总和为192.81亿元，是直接经济价值的25倍，功能价值以涵养水源为最高72.37亿元。
因为生态改善，来水增加，加上中游张掖的节水措施有效，自2000年以来16年间黑河已向额济纳旗输水169.74亿立方米，使干涸多年的居延海恢复了40平方公里的水域，显著改善了下游生态。
干涸的居延海（拍摄于1992.7）
水草丰美的居延海（拍摄于2016.5）
但是，祁连山经历了近40年的大规模开发，加之气候等大环境变化，历史性破坏和现实威胁依然突出。因为矿山开采、水电开发造成的破坏仍未完全恢复，急需进行平整、覆土、种草为主的生态修复，草原过度放牧仍然比较普遍，仅张掖市在保护区内有各类牲畜106万羊单位，超载20.62万羊单位，部分区域生态退化的威胁现实存在。
气候变暖造成的生态退化在加剧。根据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长期连续监测，从1994年到2014年20年间祁连山排露沟的平均气温1.62℃，平均每10年上升0.23度，已上升0.46度。年降水量平均为374.06毫米，降水呈波动性上升趋势，平均每10年上升约为18毫米。
排露沟流域多年冻土监测结果显示：近16年来季节冻土最大冻结深度减少了27厘米。近20年排露沟流域河川径流量平均为166.7毫米，流域河川径流呈波动性上升趋势，上升速度约为每年1.8 毫米。气温上升导致的冰川加速消融，雪线上升使祁连山生态保护面临严峻的局面。根据中科院卫星遥感资料,对比分析2007年1月29日与2006年1月31日祁连山区积雪面积。结果表明祁连山东段积雪面积减少了6.5%，中段减少了8.7%，西段减少了18.6%。
三问，祁连山生态保护难在何处？
祁连山生态保护之难，除祁连山面积大、生态系统复杂而且十分脆弱之外还受制于三大矛盾：
首先是开发与保护的矛盾。祁连山既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生物多样性的资源宝库和矿藏富集区，被称为中国的“乌拉尔”，在祁连山有甘青两省、市、县的数百万人口依赖自然资源生存，长期以来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十分突出。
其次是巨大的保护面积与繁重的保护任务的矛盾。2.65万平方公里的祁连山保护区面积大、海拔高，冰川、森林、草原、峡谷等各种生态系统交错，保护的任务十分艰巨。分布在保护区内的22个保护站，许多区域无路、无通讯设施，完全靠人工巡查。祁连山区的开发活动持续了近40年，矿山企业大部分主体已灭失，造成的破坏在短期内恢复也非易事。
再次是历史性的开发与现行政策的矛盾。祁连山自然保护区设立于1987年，历经4次调整，真正确定边界和坐标定位是2014年，但在70年代以后已经有大量的矿山探采、水电开发获批建设。依照当时的政策，其中绝大部分合法，而且企业已投入了数以亿计的大量资金，但按《自然保护区条例》和现行政策，又有一部分在保护区范围之内，甚至在缓冲区和核心区范围之内。而肃南县部分乡镇和村落千百年来就是农牧民的居所，保护区规划后“被保护”了进去，完全退出存在补偿安置、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风险。
这些因素交织叠加，使祁连山的保护有难题、有难处、有难点。
四问，祁连山生态保护如何才能搞好？
祁连山是一个庞大、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保护好祁连山生态决非一朝一夕之功，不能靠一市一县之力，必须从根本上重视解决突出问题。
首先要落实顶层设计。这项顶层设计就是中央提出来的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方案和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祁连山在国家主体功能区中毫无疑问是生态功能区，是限制开发区乃至禁止开发区，这个功能区战略不仅要落在图上，而且要落在地上。
其次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祁连山区生活着数以万计的人口，对祁连山最大的保护就是要能减少人类活动对祁连山生态的扰动，把祁连山保护区内的人口尽可能多的移到区外，将留下来的人口从牧民变成护林员、管护者，让祁连山自然保护区提供的生态产品发挥实际功能，要做到这一点，应当建立祁连山生态补偿机制，使提供生态产品的地方和公众获得相应的补偿，建立能减少人类活动扰动的长效机制。
第三，要加快修复受损生态。祁连山的大规模人为活动持续长达40年之久甚至更长，生态受损严重，修复治理的任务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从祁连山极端重要的生态地位出发，又必须尽量加快修复进程。加快修复的关键是解决投入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受益人的负担和地方有效投入，也需要国家乃至社会的投入。
第四，要有综合性立体化的保护机制，祁连山的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是生态问题也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因此需有与之相应的综合性立体化的保护机制。
生产生活方式要转变。必须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循环经济发展、生态移民搬迁转变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为“靠山护山，靠水养水”。
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要落实。地方就是地主，只有地主尽责，生态保护才能落实。因此，保护祁连山的生态必须落实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既要明责任，又要有考核，还要有问责追责。
企业破坏环境的“手”要捆住。要用严刑峻法约束企业，大幅度提高企业违法的环境损害成本，遏制企业利益驱使形成的违法违规、破坏环境的冲动。核心区、缓冲区内的开发项目应当全面退出，实验区范围内的项目必须以不破坏生态为底线。
监管机构的作用要发挥好。涉及保护区的各类监管机构要依法依据、严格监管，对违规违法行为要敢于亮剑，查处到位，以监管强保护、促保护。
科技支撑要跟上。生态保护是一个大系统，是一门大学科，涉及水源涵养、受损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每一个领域都有一系列规律需要探索认识，都有一系列难题需要技术方案，即便是监测也需要有科研和技术的支撑，只有科研和技术支撑跟得上，生态保护才能更科学，才能事半功倍。否则，“运动式”的保护造成的生态恶果可能比“掠夺式”开发更严重。
冯起：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科院内陆河流域生态水文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持完成的“祁连山涵养水源生态系统恢复技术集成及应用”项目获2015年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15年获甘肃省生态功臣荣誉称号。
刘贤德：甘肃省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甘肃省森林生态与冻土水文水资源重点实验室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甘肃省第一层次领军人才。负责完成的“西北干旱缺水地区森林植被的水文影响及林水协调管理技术”项目获国家梁希科学技术二等奖，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奖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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