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彼此开解，成了持久“抗战”的必杀技。
“我羊水破得太早了，孩子现在只有两斤多。”
“我办公室的同事，出生才2斤，现在长一米八几……”
“小孩如果不好，你会放弃吗？”“不会，肯定不会。”
“做大人真难呀，真是太难了……”
“会有奇迹的。”
“生个毛毛怎么谈的都是钱？”
郑清明每天早上睁开眼，催款单会准时出现在床头柜上。最初护士会吆喝着送催款单，像是生活一次次向他吹起挑战的号角。
后来全科室都知道了他家的情况，催款单出现时便不再有人说话。
“没有钱，恐怕你的期望值要调整。”妇产科主任李家福查房时提醒，“血库的血没有钱是不好办的”。
李家福是这场“战争”里至关重要的人物。做产科医生25年，他一年操刀的手术近千台。在陈为军的纪录片里，他被视作“拆弹部队”首领——帮高危产妇渡过难关。
“输我的血行不行？”“你只能输400ml，解决不了关键问题。”李家福算了一笔账——一个孩子一万五，加上大人手术费，至少需要5万块钱，“5万块钱，你去哪儿买3条人命？”
5万块钱是横在郑清明面前的又一座大山。
他有着漫长的打工史。20多岁开始打工。抬过石头，打过混凝土，在上海家具厂打过杂。赚过最多的钱是170块一天，在烟台帮人扎钢筋。
到四十岁时，他终于攒了7万块钱，翻新了房子。“房子”是他人生中翻过的第一座大山。次年，他在打工途中认识了被拐卖的“陈小凤”。
“陈小凤”怀上双胞胎，是郑清明唯一一次感觉被老天“厚待”的时刻。如今，他靠在医院的墙上。焦灼和窘迫在他脑门上拧出几条青筋。
他唯一的期待是孩子能在老婆的肚子里多呆几天。“在肚子里，总比在保温箱里便宜。”
别过头，他擦了一把泪，继续给“陈小凤”擦拭身体。
三年后，电影上映。李家福跑到汉口电影院“暗访”影片的口碑。观众纳闷，“生个毛毛怎么谈的都是钱？”
钱，是李家福每天查房谈话中绕不开的话题，“一半以上都跟钱有关”。
按照经验，早产儿由于各个脏器发育不足，“28、29周的孩子没有五万十万，很难养活”。在中国，早产的费用对社会和政府来说，仍是一个未解难题。
李家福接生过一个最小600克的婴儿，“巴掌大”，住在新生儿科半年，花了25万。还有一个产妇，总共费用需要11万，家里把车都卖了，还差2万，“非常难”。
因为出不起治疗费，孩子没养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医院不会对产妇见死不救。”杨桂芬是“陈小凤”的主刀医生，她在电影院看了郑清明一家筹钱的过程——找信用社未果，借了几十家，不但挪用了亲友给儿子娶亲的钱，甚至还借了高利贷。
“该救人的时候肯定会救人，就像应该催你缴费就一定要催一样。”她说。医院曾不止一次救助过欠款的病人，有按期归还的，也有反咬一口，“谁让你当初救我的？”这使医生和医院感到尴尬，“既不敢说没钱我们也会救，也不敢见死不救。”
但郑清明自始至终都明白，能依靠的只有乡亲和自己。
一筹莫展时，他曾跑进离外科楼一百米远的器官移植中心。“你们收不收肾？”他前后拦了三个医生询问，差点惊动了保安。
“陈小凤”并不知道，郑清明比她哭得还多。
医院出门，一条马路之隔，就是水果湖。吃饭的空隙，他沿着湖边走，眼泪像路边的法国梧桐叶，簌簌往下掉。回到医院时，他递给“陈小凤”的是8块钱一碗的猪肝面，他肚子里一天三顿装的都是3块钱一碗的热干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