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家六口死亡悲剧，肇因未必是贫穷
8月26日，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阿姑山村发生一起惨剧。80后母亲杨改兰，用钝器杀死四个亲生骨肉之后，喝农药自杀死亡。9月4日，在料理完家人的后事之后，这个女人的丈夫李克英也被发现服毒自杀死亡。
面对这起惨剧，大部分人似乎就已经有意或无意地认同了一个结论：是贫困导致了这个家庭的悲剧。很少有人质疑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结论。说来也不奇怪，毕竟，通过记者的探访所得的信息有限，人们能够一眼看到的东西，只有那破败的房屋、近乎赤贫的生活。只是，这个结论真有那么理所当然吗？
从常识的角度思考，这家人并不是最近才突然变得贫困的。在2013年底低保取消之前，近乎赤贫的日子已经持续多年，如果真是贫困导致这场悲剧，那么为何杨改兰不选择在此之前或之后，而选择在8月26日自杀呢？显然，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因为，就算真正压死骆驼的是千钧重担，但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才最为关键。
我阅读过不少关于自杀研究的社会学著作，也专门读过研究农民自杀的著作。从社会学的调查来看，没有任何数据可以证明，自杀与贫困存在必然联系。否则，三年困难时期，应该是自杀人数比较多的时期，贫穷的地方应该比富裕的地方出现更多的自杀者。事实上，农村妇女自杀人数最多的时期，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那个时候，农民的生活相对过去，有了比较大的改善。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最活跃的地区，经济状态也未必是最差的。所以，猜测贫困导致自杀，仅仅就是个猜测而已，没有那么理所当然。
在贫困导致自杀惨剧的观点下，很多人把矛头对准了政府扶贫不到位、取消杨家低保一事上。为了应对舆论质疑，9月9日，康乐县政府新闻办公室弄了一个情况通报。我发现这个通报提供的数据，也刚好证明了上面所说的观点：即贫困和惨剧没有必然联系。因为，杨家在2013年12月被取消低保，正是政府通过入户调查表明，杨家那一年的平均收入已经高于低保标准，所以核销了他们家的低保。一直到惨剧发生，这个家庭的低保资格都没有恢复。换句话说，当地政府的收入数据似乎是说，惨剧并非发生于杨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
这真是个讽刺的证明啊，因为一旦赞成贫困和惨剧没有必然联系，好像是为当地政府辩护。但我并无此意。恰恰相反，我想说，这种浅表归因，很有可能遮盖掉更为重要和深入的信息，也容易误导追责的方向。当地政府提供的数据，是为了应对舆论质疑。很多人是不相信的。我也一样存疑。
暂且放下数据是否真实这事，其实除了低保外，杨家和地方政府之间还有一件事也一直在较着劲。这事在我看来，跟低保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只是在低保疑云的焦点之下，被大多数观察者忽略了，这就是杨家的危房改造。从2013年开始，各级镇、村里的干部频繁到杨家动员，要对他家进行危房改造，一直到2016年4月，已经动员6次之多。但，杨家的危房一直没改成。政府通报说，主要不是我们不积极，而是户主杨满堂总以补助资金少、自己拿不出钱为由拒绝，加之杨兰芳极力反对。
在扶贫过程中，危房改造是一项重要的指标，而且是一眼就能看见的东西。在数据上，很容易造出数字证明一个家庭不是低保户也不是贫困户，但低矮破烂的土房子却不太容易掩盖。摇摇欲坠的危房就摆在那里，它那丑陋的样子时刻都在提醒人们：这个家还很贫困、需要低保。在网络上，有康乐县的网友贴出一所破烂房子的照片，质问当地的官员，为何住这种房子的人得不到扶助？这样的质问，无疑会给当地官员带来压力。更何况，康乐县阿古村，一直被当地自夸为精准扶贫的典型。像杨家这样的危房，不是在打“精准扶贫”的脸吗？这是给扶贫政绩抹黑啊。
对于甘肃这样的穷省，扶贫政绩直接影响官员的升迁。2013年9月，甘肃省启动“1236扶贫攻坚行动”。这个行动确定，提前脱贫的扶贫工作重点县，原有扶持政策不变，县委书记和县长优先提拔重用。相反，延期摘帽或扶贫不力的，先摘掉县委书记、县长的“乌纱帽”。可以想象，这样的政绩考核，一方面当然会加大当地官员扶贫动力，但另外一方面，这种考核也很有可能会形成形式主义和造假之风。实际上，为了让上级考察时看到自己的扶贫政绩，有些地方政府官员简直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据说，有个地方让一些小学生披着装化肥的白塑料袋，趴在领导路过的山路上，远远望去，山坡上尽是“美羊羊”。
杨家从低保户变成了非低保户，也已经不是贫困户，但危房却实实在在摆在那。我们不知道当地干部和杨家，在危房改造上是如何博弈和讨价还价的。在通报中，顺着人们相信贫困导致惨剧这个观点，当地政府用自说自话的数据证明杨家非贫困户，从而撇清了所有责任。但这个数据，却没法遮盖住危房这一看得见的贫困标志。危房改造这事在提醒我们：闹剧和悲剧，可能源自扶贫不给力，但同样也可能源自扶贫政绩压力。所以，除了低保一事外，必须继续追问，危房改造和惨剧之间是否有关联。
杨改兰在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跟她的堂姑杨雪丽提到一句：“全庄全队的人都在告我。”这话到底指的是什么呢？随着死者的离去，也许它会成为永远的秘密。不过在这个秘密未解之时，把所有的责任都甩给贫困两个字，恕我直言，实在过于轻飘。更令人不安的是，当地政府站上这股轻飘的民意“风口”，几乎把责任甩得一干二净。在逐条研读当地政府关于这起事件的通报时，我的感受是极其悲凉和愤怒的。整个通报3200字，当地政府试图给出的信息就只有5个字：我们没责任。
（文/曾炜）
来源：团结湖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