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生每天乘坐“8”字头公交车往返于河北燕郊与北京国贸之间，既“漂”在北京也“漂”在燕郊。他说，在北京、河北现行的落户政策下，教育、社保等问题都很难在两地解决。
销售工程师卢俊波在上海一家美资企业工作，每周五都要搭乘高铁返回无锡的家中。“无锡的房价比较低，我买时每平方米不到1万元。无锡到上海的高铁时间只要40多分钟。”这位新“长三角人”说。
随着今年8月北京积分落户政策落地，北上广深四个人口净流入大城市均已明确这一落户“管道”。北京等超大城市的积分落户政策与人口总量调控紧密衔接。专家认为，户籍政策有序放开与城市规划疏解需同时进行。
人口红线施压超大城市
北京市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城六区（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区）人口同比减少11万人；上海市统计局今年2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末上海常住人口总数比2014年末减少10.41万人。这是新世纪以来，上海市常住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降幅为0.4％；而根据广州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广州市“十二五”期间常住人口总共仅增长了30余万人，增速较“十一五”出现阶段性放缓。
《关于北京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指出，尽管北京市2016年上半年常住人口增量、增速较上年同期均有所降低，但总量仍持续增加。从布局看，上半年北京城六区人口减量占全年任务的比重较低，年底实现城六区人口由增转降、完成全年的调控目标，任务十分艰巨。
根据此前北上广深设定的各自的人口红线，今后五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常住人口增长空间分别为129.5万人、84.73万人、199.89万人、342.11万人。
针对新出台的积分落户政策，北京市有关部门表示，北京的户籍制度改革将统筹首都人口调控与城市可持续发展要求，坚持总量控制、有序推进的原则，把握好积分落户政策与人口调控目标的有效衔接和平衡。
积分落户政策与人口调控如何有效衔接，也成为上海、广州、深圳等国内超大城市面临的问题。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的四项原则之首，就是“坚持总量调控、结构优化……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综合解决人口总量、结构、布局问题。”从公开数据看，上海、广州此前实现积分落户的人数年均也仅有5000人左右。
北京劳动力供给2020年或现拐点
多位专家指出，国内超大城市人口调控与疏解面临的问题，反映出中国城市人口结构、都市圈人口汇集等深层次问题。超大城市人口布局和调控，应该指向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匹配平衡的目标。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称，从空间结构上看，特大城市都存在中心城人口比重偏高、人口密度过大的问题，需要向外围区域疏解人口。从年龄结构上看，特大城市户籍老龄化比较突出，特别是中心区尤为严重。
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尹德挺指出，人口疏解不能伤害城市自身活力，忽视对部分行业劳动力的刚性需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已成为北京黄金年龄段的就业主体，如在北京16－19岁、20－24岁、25－29岁的常住就业人口中，流动人口分别约占92％、70％和54％，部分行业对流动人口的刚需增强。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如果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北京劳动力供给拐点则可能出现在2020年前后。这是因为支撑北京流动人口供给的五个大省——河北、河南、山东、安徽、黑龙江，五省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会在2020年以后呈现减少态势，合计将缩小约400万人左右，届时可能会对北京劳动力资源的补给产生一定影响。”尹德挺撰文指出。
对此，上海社科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表示，对于大城市的人口调控，更应该注重人口结构、素质和合理布局。
大都市圈人口须统一布局
除了超大城市人口结构问题，近年来北京、上海周边的燕郊、昆山房价暴涨，还让社会各界认识到大都市圈人口统一布局的重要性。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认为，目前工作在北京、上海，居住在燕郊、昆山等潮汐式工作生活带来的交通、教育、医疗等问题，仍然需要大力统筹协调解决。
有专家曾测算，按2014年末昆山全市流动人口达175万人计算，如果每个外来人口市民化社会成本约为15万元至20万元，政府需要投入超过2600亿元。
张车伟认为，城市在向外扩张的同时，相应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适时跟进，合理配置，才能促进人口的空间优化。在都市圈，应加强中心城市与其它城市的密切联系，加快同城化进程，促进公共资源在城市间和区域间的合理分布。在疏解特大城市中心城非核心功能的过程中，应积极对接产业转移，合理规划产业布局。选择在人口居住密度高且规模较大的区域附近布置相关产业，吸引就业人口从中心城区向郊区新城转移。
中心城区人口比例不宜超40％
结合国内外大都市人口调控的经验，一些专家提出，中国特大城市人口调控应通过优化人口空间布局，改善人口结构，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匹配平衡。
首先，应通过设置结构性指标，优化人口空间分布。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从人口分布的角度来看，国际大都市都呈现从中心向外围扩张的态势，逐渐形成规律性的圈层空间结构。以纽约为例，纽约大都市圈由内而外分为四层，分别称为城区、内环、中环、和外环，各层人口比例分别为37％，23％，28％和12％。伦敦都市圈分成内伦敦和外伦敦，人口比例分别为40％和60％。可见，中心城区人口比例以不超过40％为宜。
对此，应通过产城融合构建职住平衡体系。郊区新城应积极承接产业转移，解决职住分离问题。在疏解特大城市中心城非核心功能的过程中，应发挥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低廉优势，按照整体功能定位，积极对接产业转移，合理规划产业布局。
第二，应以公共服务和资源引导人口流动，保持人口活力。
尹德挺认为，北京需要处理好“舍”与“得”的关系，给京津冀地区其他城市留下更多的发展空间，必须通过城市功能的转移、产业链条的整合、交通规划的串联以及科技文化的引领，带动首都人口的输出，促进周边城市的人口回流。
警惕大城市病向外蔓延
有专家指出，人口调控需要在平衡各方利益和综合全局政策的背景下，结合中国现阶段城市发展规律和户籍改革方向进行探索。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燕郊、无锡等本属于京沪都市圈的地方，无论在人口还是经济统计，都与京沪无关。这些行政区划上的割裂，必然会导致公共资源投入的失衡，进而制约都市圈人口承载力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与此同时，还有可能导致大城市病从大城市向外蔓延。
张车伟认为，通常所认识的大城市病主要是指中心城存在的问题，所以以往人口调控主要在市域内进行。但在要素流动日益自由化和交通、通讯技术日益改进的今天，城市功能区域与行政区域往往并不匹配，各种人口问题的产生都与这种不匹配紧密相关。随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一个大城市人口的调整显然需要依托于与之有密切联系的周边区域。
“在人口调控中应重点解决中心城区人口过密问题，也要统筹都市圈的产业布局、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引导人口合理聚集。”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认为，在中国城镇化道路的过程中，区域内的人口调控与户籍政策要有序放开，同时推进，不能偏废。
多位专家指出，只有从区域大局协调落户政策、人口布局，才能防止城市病向大都市圈内其他城市滋生和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