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女子的烦恼
30岁的小戴是记者联系上的一名代孕女。来自云南偏远农村的她生过一个儿子，和前夫离异后独自生活，目前在温州一家化妆品店打工，月收入2000多元。她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做代孕妈妈的目的，就是想赚点钱。
小戴说她关注代孕已有两个多月，查过一些资料后得知，通过人工授精代孕的风险较大，胎儿成功率低，还容易发生流产或畸形。所以她并不排斥自然受孕，当然前提是价钱合适。
小戴说，如果确定合作，客户得给她租好房子，每个月付生活费后，双方可以像夫妻一样生活，等待怀孕。
期间，小戴也对记者的工作、性格、爱好等做了详细询问。她说，代孕女虽然挣钱是目的，但也有最基本的人格要求，最怕的就是碰到奇葩客户。她的一个姐妹就是因不堪客户的骚扰而终止了合同。
刚开始，姐妹和这名客户谈得还算顺利，客户在他工作单位附近租了房子，结果每天中午都要去姐妹的房间午休，引起姐妹的抗议。
客户的说法是，自己租的房子，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可姐妹认为，那你也得尊重人家女孩子的私生活啊，当初签协议的时候，就说得很明白，到排卵期的时候才同房，平时不能打扰。
双方为此发生了争执，最后代孕女子单方面终止了协议。
在“王站长”看来，这样的奇葩男子在代孕圈里并非个例，他之前遇到一个杭州的客户，对“代妈”非常挑剔，他断断续续提供了十几个“代妈”，对方挑选了两年才最终选定。还有一名客户，交了中介费，和“代妈”谈好价格开始合作，期间又因为女孩长得不够漂亮而反悔。
“王站长”希望记者拿出诚意，要求不要过高，“这样合作的三方才会都满意。”
法律隐忧
目前，我国禁止代孕的法律缺失，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尚未完全理顺，基层卫生监督执法力量薄弱，代孕案件存在发现难、取证难、处罚难的现象。
据一份非官方数据统计称，目前，我国每年通过“代孕黑市”出生的孩子超过1万名，因此而涉及的法律和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据媒体报道，2012年，厦门有一位代孕妈妈生下孩子后反悔，舍不得把孩子交给客户，向法院起诉客户索要孩子抚养费。此外，打着代孕的幌子进行猎艳或诈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副院长丁寰翔副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早前我国政府是在法律上完全禁止代孕的，但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去年底通过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删除了“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条款。禁止代孕虽然未入法，但卫计委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严禁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删除条款并不等同允许。这次修法后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管理，保障正常的医疗秩序，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丁寰翔说。
宁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蔡连增说，代孕正在形成非法的黑色产业链，损害女性健康、败坏伦理道德，特别是在一些“跨代”代孕问题上，还涉及遗产继承等诸多问题。最重要的是这破坏了人类正常的生育秩序，违背公序良俗。德国、法国、新加坡等许多国家都明令禁止代孕。“如果允许代孕，那么怀胎十月、一朝分娩作为亲生母亲的铁证将会被破坏，母亲生育之恩、养育之苦的传统形象将会被颠覆。有人为了获利而不惜出卖身体替人怀孕生育，这对于公众都是伦理道德甚至是思想观念上的冲击。”
蔡连增表示，除了伦理以及法律问题外，代孕女性在达不到标准的黑诊所做代孕手术，容易成为被剥夺、利用和欺骗的受害者，造成身体严重损害而无法维权。
相关链接
代孕分为妊娠型代孕和基因型代孕，前者是指委托代孕夫妇提供自己的精子和卵子，由代孕者进行代孕，代孕者与代孕子女无血缘关系；后者是指代孕者提供卵子，与代孕子女有血缘关系。这两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借腹代孕”与“借腹借卵代孕”。
妇女代孕时植入他人的受精卵子，必须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我国有关法律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实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项技术只能在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医疗机构中实施，只能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