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月刊创刊号。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原标题：市档案馆“神秘卷宗”让人更能理解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历史必然 36行情报秘闻读出红色革命源流
1921年7月，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石库门里宣告诞生。
在这前后，上海发生了什么？在档案史料中，保留着历史的秘密。
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着一批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日报》，这些曾经神秘的卷宗，正是还原历史细节的一把钥匙。仔细研读这些档案，或能让后人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历史必然。
租界警务密报跟踪报道陈独秀
上世纪20年代，在华洋杂处、分而治之的上海，一年中，发生着数不清的琐事和要闻，密谋和公务。1920年8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 《警务日报》（S.M.C.Police Daily Report）在“中国情报”一栏中，突然出现长达36行的情报秘闻：
“陈独秀，前北京大学教授，现居环龙路。据报道称，陈正于该处安徽籍人士中组织一社团，旨在改进一系列安徽事务并废除现任督军……到达上海后，陈独秀去了全国学联和江苏教育联合会，但并没有参加任何学生会议，至此也可以确定他并没有公开卷入到学生动乱中。一般认为，陈独秀是一位相当激进的改革者，在北京时曾撰写过一些书，这些书在发行流通之前就被政府控制了。但是在没收前，学生就从政府圈得到了这些书的一些印本。”
以上文字，是由工部局警务处长麦高云（K.J.McEuen）呈送总办利德尔（N.O.Liddell）的报告。《警务日报》是用英文撰写的，将陈独秀的名字拼写为Chen Tuh Hsu。
工部局《警务日报》是一份什么性质的日报，为何在此时突然出现关于陈独秀的大量跟踪报道？
据《上海租界志》载：《警务日报》是工部局警务处编制的日报，从1907年1月1日到1938年6月30日，由警务处呈送总办处。主要记载警务处各捕房中、西人员变化情况，监狱及各捕房拘押囚犯统计，当日捕房管辖范围内发生的火警及各种刑案等。《警务日报》中的重要内容，总办通常会批转给工部局相关职能部门处理，或提交工部局董事会议及其各委员会——公共租界的决策与咨询机构，并加以讨论。
《警务日报》属于动态简报性质，文字一般都比较简短。这则长长的文字，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租界警方已十分关注陈独秀的行踪动向，并详细了解陈独秀在北京和上海的“过激”行为。
公共租界的密报，探知陈独秀在1920年8月正在“安徽籍人士中组织一社团”。这些密报虽然未能破解出陈独秀组织社团的真正意图，但却还原出一个重要事实：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正式成立，选举陈独秀为领导人，称为“书记”。
城市并不只是历史事件发生的地方，更是历史人物积极活动的场所。上世纪20年代，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时代大潮中，怎样将马克思主义思潮转化为建党的实际行动，点燃了红色革命的薪火？
渔阳里红色弧光引来密探记载
新年到了，租界的洋人们正沉浸在跨年的兴奋中，北洋政府依旧在分割、动乱中履行行政统治。就在元旦这天，上海《星期评论》周刊发表《红色的新年》的新年宣言：
“一九一九年末日的晚间，有一位拿锤儿的，一位拿锄儿的，黑漆漆地在一间破屋子里谈天……他们想睡，也睡不成。朦朦胧胧的张眼一瞧，黑暗里突然的透出一线儿红。这是什么？原来是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到远东。那潮头上拥着无数的锤儿锄儿，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的不平不公……这红色的年儿新换，世界新开！”
时处危局，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让新兴知识分子发出红色新年的呐喊。而随着陈独秀南下上海，舆论界的南北执牛耳者有了地理和思想的交集。
不久后，陈独秀住进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的石库门里弄，《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北京再迁回上海。仿佛有着神奇的磁力，这里先后聚集了李汉俊、俞秀松、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一批新文化运动者和早期共产主义者。上海已成为输出新文化范畴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聚集地。
就在酝酿筹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日子里，一本薄薄小书——《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如同下了一场及时的春雨。这本译作气势磅礴，富有鼓动性，始译后便成为千古名篇。上海市档案馆保存了一本1920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因其珍稀罕见，已被列入“上海市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就在渔阳里逐渐升温的建党过程中，苏俄对中国由关注的目光转化为实际的行动。1920年3月，列宁和共产国际决定，由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首要任务就是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团体，组建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代表团一行五人以俄文报纸《生活报》记者的身份，于1920年4月初来到北京，经李大钊牵线，旋即来到上海拜晤陈独秀。他们的负责人是维经斯基。
一时间，群贤毕至，聚集上海滩，渔阳里红色弧光初现。
频繁的聚会活动，引来租界当局关注的目光，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警务日报》的密探记载。
历史承接与演进中迎来新拐点
既有证据，租界警方为何不采取行动？这得益于在中国大一统格局中，“上海华界与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之间、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出现了城市管理的一道道缝隙”。
这是物理意义上的缝隙，更是制度意义上的“缝隙”。对于早期共产主义的活动乃至中共成立后领导的政治斗争，提供了一个政治活动的缓冲地带。
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成立后，发起组的部分成员又分赴各地组建党小组，经过组织与联络，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东等地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一个共产主义的火苗，开始在中国大地悄然擦亮火花。
共产主义不是流于理论止于实践。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脱下长衫，走出书斋，深入工人群体中，赋予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深厚的工人运动基础。
而到1921年，在历史的承接与演进中，迎来近代中国的新拐点。
租界里的文化出版政策步步紧收，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编辑的刊物也陷入步步惊心的境地。1921年初《新青年》月刊的出版被破坏，8卷6号“排印将完的时候，所有稿件尽被辣手抓去”。初春不久，《共产党》月刊正排出第3期，突遭租界密探查抄，编辑部只得在此期一页空白纸上写下“此页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一行字。
1921年五一节之前，在共产党发起组的领导下，召集学校、社团、报馆中进步人士在渔阳里6号开过三次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筹备会。而这些活动，均被《警务日报》进行了密集记载：
“24日，早上9时10分。在霞飞路（Avenue Joffre）渔阳里（Yu Yang Lee）6号召开的会议讨论了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方式和途径，会议有34人参加。会议决定于五月一日在圣凯瑟琳附近的公共娱乐场举行大型集会……可能会参加五月一日的会议。要求商店关门停业，在五月一日悬挂旗帜。会议还决定了于4月28日晚上7时举行另一个会议。这次会议由李启汉（Li Chi-hoen）主持，于晚上12时20分结束。
29日，关于五月一日庆典准备联合会的会议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晚上8时召开，会议主席是李启汉，大约20个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派出四人去区龙华警备司令部访问，并要求准许他们在五月一日的西门公共娱乐场举行大型集会。由于两名法国警方的中国人警探的出现，会议讨论内容受到了相当的限制。会议于当晚10时结束。
30日，法国警方代表又去到了渔阳里6号，也就是五月一日劳动庆典准备活动的总部。警方搜查了该处并发现一些传单。他们还警告与会人员不要在这里开会。会议组织人员散去了，新来了几个学生在这里。
一份传单已被印刷出来，将于五月一日由商人和劳工共同救援会散发，以下是传单内容：“五月一日，伟大的纪念日。醒来吧，劳工们和商业员工……”
尽管受到严密监视，五一劳动节当日，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员还是集体出动。几名热血青年到先施公司的七层楼上，像天女散花似的把传单、标语投到大马路（南京路）上，不仅惊动了行人，也忙坏了印度巡捕。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庆祝会，昭示了共产党与工人运动结合的雄伟力量。
在中国开展卓有成效的联络和建党准备之后，1921年初维经斯基受命回国。4月初，列宁派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马林。6月3日，马林踏上上海十六铺的码头，在李达、李汉俊的协助下，1921年7月23日后的一周，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的代表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树德里石库门大厅里汇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犹如一座火山，在中华大地上，一个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经过漫长的积蓄能量期，终于到了喷发的临界点。（来源：2016年6月8日《解放日报》 作者：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