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被称为“最严控烟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也刚满一周年。北京市卫计委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市2015年烟草销售量比上一年度下降2.71%，在控烟条例实施后，有戒烟意愿的吸烟者从11.6%上升到46.4%。虽一项调查显示，北京餐馆大堂存在吸烟现象的比例从42.7%降到14.4%。
执行满一年的京版控烟令，是内地最严格的一部控烟法律法规，也是最符合世卫组织有关公约要求的法规。北京控烟取得明显效果，这也为中国的控烟工作争得了一些“面子”。我国虽然早在2003年就签署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着手控烟工作，但十多年间，全国每年卷烟生产总量非但不降，反而是快速增长，这种现象令人尴尬。目前中国吸烟者超过3亿，吸烟人数占世界总吸烟人数的近30%，我国每年有约140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
北京控烟取得的成果能够维持并进一步扩大吗？北京烟民超过400万，而全市卫生监督员只有1100多名，控烟条例实施后，有限的监督员队伍已超负荷运转了一年，因此，想通过加强监管力度扩大控烟成果，目前看是不切实际的。加大控烟的宣传力度、部署监督执法力量等，这些都是针对烟草的需求端发力。控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不能仅依靠某一个部门的力量或仅在需求一侧采取措施，现在是时候开始控烟的供给侧改革了，只有这样才能对公众健康形成有力保障。
控烟的供给侧改革对象，就是烟草产品的提供者，也就是烟草专卖部门、烟草生产企业等相关利益集团。控烟的供给侧改革困难重重，是因为这一侧的实力非常强大，强大到可以影响法律的制定。一直以来，控烟力量都谋求“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但是去年9月正式施行的新广告法，对烟草广告只是采取了“严格限制”，这让相关利益集团获得了巨大的缓冲空间。烟草“供给侧”力量的强大还表现在，平装烟盒及包装警示图的实施，在我国几乎是寸步难行。平装烟盒又称标准化烟盒，即采用统一的字体、字号、警示图案，去掉品牌信息的烟盒包装。各国实践表明，印有“腐烂的肺”“漆黑的牙齿”等图案的平装烟盒包装，对减少烟草消费有明显效果，然而，国内销售的烟草制品至今包装依然精美，其诱人程度甚至称得上独步全球，但这种“独步”绝对不代表进步。
烟草相关部门强大的影响力，源自其无比雄厚的财力。来自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烟草业实现税利总额1.14万亿元，上缴财政总额超过万亿。烟草部门也常以国家财政收入的“蓄水池”自居，并宣称烟草业对解决老少边穷地区的“生计”功不可没。事实上，烟草相关部门的所谓“功劳”绝非不可替代。有研究表明，在目前种植技术、土地条件等因素下，烟草种植的机会成本远超过烟草利润，也就是说，如果烟农转向其他经济作物，获得收益将更大。
从表面上看，烟草行业每年为国家带来巨额财政收入，但这些收入并不足以弥补其造成的损失，吸烟导致的劳动生产力水平降低、医疗费用上升等都让社会付出巨大成本。国家应该着手出台政策，促使烟草制造工业逐渐将资本转向其他制造业，同时，帮助烟农转型并逐步减少烟草种植面积。吸烟浪费金钱、污染环境、危害健康，我国烟草供给侧的改革虽然不能急于求成，但已经到了必须开始的时候，否则各地目前取得的控烟成果势将难以为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