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育儿焦虑:三代同堂两代独子 新旧价值观交替

来源:解放日报
2016-05-30 09:35:00

  快乐的“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但是在如何培养孩子这个问题上,很多家庭都充满焦虑。

  一场孩子的感冒就引发三代人之间的争吵,一次升学选择就能引爆整个家庭的矛盾……这些焦虑可能发生在孩子父母与祖辈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夫妻之间。

  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却为何最终导致“战争”、殃及孩子?不同的价值观、育儿观背后,是挥之不去的中国式焦虑。

  焦虑从何而来?又因何而起?

  育儿焦虑

  种种矛盾的背后,是挥之不去的焦虑。而焦虑又在群体间传播的过程中被层层加重。

  哲学家马丁·布伯将关系分为两种:“我与你”、“我与它”。前者的特征是,“我”将对方视为和我完全平等的一个人;而后者的特征是,“我”将另一个人当成了自己实现目标的对象或工具。无论目标多么伟大,当—个人将另—个人视为对象或工具时,这种关系都是“我与它”的关系。

  全家简直把我当仇人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一道魔咒,让很多原本和谐的家庭心生龃龉。

  申浩律师事务所的张玉霞律师在《两代会议厅》《万万看不懂》等节目中担任嘉宾,她说,来到节目中的矛盾双方多半是因为婚恋问题和家庭问题,而家庭问题中孩子的教育问题是最常见的导火索。

  “曾经有一对祖父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遵照儿子、儿媳的‘指令’,他们几乎天天带着还没上小学的孙子奔波在去各种培训班的路上,眼看着以前活泼可爱的孙子一天比一天蔫,他们赶到电视台求助,希望我们能帮着说服儿子、儿媳。我们把老人的儿子、儿媳请进节目,但对着镜头,他们依然坚持己见,还以‘美国虎妈’为榜样。”

  更大的矛盾常常爆发在孩子幼升小、小升初这样的环节上。

  回忆当年女儿幼升小时的经历,张旭至今心有余悸。“其实我们家对口的小学也很有名,但另一所小学位列上海四大名小学之一,我就特别想把女儿送进去。老公和公公婆婆都反对我,而我坚持没按规定时间去对口小学报道。可直到8月底,我还是没等来名校入学通知,全家简直把我当仇人了。有一天下了班,我恍恍惚惚走到了那所名校的门口,一屁股坐在台阶上,真想放声大哭。”

  虽然最后孩子还是进了一家名校,但如今每当孩子做功课做到深更半夜、成绩赶不上同学时,丈夫投向她的眼光依然满是抱怨。“孩子也一直不太开心。”张旭闷闷地说。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上曾有一篇热门文章,名为《如此“培优”令人心疼》。文章是一个爸爸写的。他写道:儿子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被他妈妈逼着“培优”(一种培训班),从没有过过周末。6年来,妻子送过孩子的“培优班”不下30个。儿子自嘲是见不到阳光的人,早晨6时出门,晚上11时休息。经常晚上八九时就听不到儿子的声音了,一看,他斜靠在床上,流着口水睡着了。

  文章中的妈妈并非个例,事实上,这样的妈妈常常组成群体,她们相互交流信息,听说哪个“培优班”好,就会相互告知,然后纷纷去替孩子报名。

  种种矛盾的背后,是挥之不去的焦虑。而焦虑又在群体间传播的过程中被层层加重。

  有本事自己带孩子

  就医则是另一个雷区。

  早上7点30分,儿内科徐医生结束前一晚的急诊,与门诊医生交接班。本来略显疲态的他,面对记者关于孩子生病、大人吵架的询问,笑起来了:“你说巧不巧?昨天夜里就闹了一出。”

  那天晚上快11点的时候,救护车鸣叫着冲进医院。救护人员把一个两岁大的男孩推进急诊室,后面跟着一对踉踉跄跄、已经走不稳路的老夫妻。老太太一见徐医生就扑了上来,带着哭腔急急地说:“医生快帮我们看看,孙子抽筋了!”

  经确诊,孩子是因高热引起的惊厥。在孩子接受救治时,爷爷奶奶抱着一堆衣物,无助地站在急诊室门外。救护人员告诉徐医生,他们刚接到孩子时,孩子被裹得里三层、外三层,小脸通红,呼吸急促,小身体一抽一抽的。

  大约半小时后,孩子的妈妈来了。看起来像是事业型女强人的妈妈,也六神无主,一口气全撒在了公婆身上:“孩子已经发烧了,你们干嘛还给他裹那么多,当是在乡下养孩子啊?”

  看着老伴快要哭出来了,爷爷忍不住回了句:“你自己怎么当妈的?一天到晚不是出差就是加班,有本事你自己带孩子!”

  “后来孩子的上海外公、外婆也来了,场面就更‘闹猛’了,我们劝也劝不住。”待孩子的情况稍稍稳定,徐医生跟家属们解释,孩子高烧确实应该物理散热,但抽搐惊厥也不一定就是捂出来的。“他们慢慢冷静了下来,但老实说,这个心结算是结下了。”徐医生摇头叹息。

  从医14年,类似的场面他看得太多。“大部分没那么激烈,但围绕着孩子生病,多多少少都会引发家庭矛盾。”徐医生介绍,有一种情况很常见:周一至周五外公外婆带孩子,周六周日爷爷奶奶接走带两天。“往往孩子在回到外公外婆家时会生病,外公外婆带孩子来看病时就会抱怨,是爷爷奶奶没带好,吃太多啦,玩太疯出汗着凉啦,等等,其实很可能是因为孩子常规的生活节奏被打乱,生物钟出现了紊乱。另外,不同的居家环境有不同的病原体,换个环境,孩子对新环境里的病原体还没适应。”

  有孩子之后,天天和婆婆吵

  孩子生病最容易引发的是婆媳矛盾。浏览一些育儿论坛就能发现,此类矛盾是话题焦点。

  在一篇《女童感冒身亡,“凶手”就是爸妈!别让自己的无知害了孩子!》的文章下面,有一长串的跟帖。网友“1010095639”说,“孩子只要有一点小感冒,奶奶就要他吃药,我坚决不给吃,她就说我耽误了孩子。感冒总要一周时间才好,我是护士,这点知识总有的吧。没孩子之前,我和婆婆从不吵架,现在有了孩子,天天吵。”

  实际生活中,别说妈妈是护士,即使是儿科医生,遇到孩子生病,也常常陷入和普通人一样的纠结中。

  一篇《儿科医生的孩子生病:心情也像坐过山车》的文章在“上海观察”一经刊出,即被广泛阅读和转发。

  作者是上海一家儿科专科医院的重症急症科医生,入职6年,每天都在ICU抢救、治疗急重症宝宝,按说对感冒这类小毛病应该是很“淡定”的,但当她2岁的女儿发烧到第5天时,她的内心也几近抓狂。虽然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她判断女儿只是得了幼儿急疹,大人能做的就是给孩子喝水,贴退热贴。但当曾是护士的婆婆嘀咕“家里有个儿科医生有什么用”时,她的“淡定”也只是“纸老虎”。

  她在文章中写道:“其实那时候我自己也有点顶不住,我最担心的是孩子会不会患上某种慢性病,或感染的不是普通病毒……”

  父亲角色长期缺席

  奇怪的是,许多因孩子引发的家庭矛盾中,角色大多是婆婆和媳妇,父亲去哪儿了?

  去年,有媒体发布一份《中国家庭育儿方式调研报告》,调查显示,三成80后、90后爸爸几乎没有带过孩子。父亲在子女教育中的缺失由来已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许多人都是在祖母、奶奶以及母亲的三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而爷爷和父亲们在外主事,对孩子的教育往往止于偶有过问。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就是典型例子。

  父亲的缺席,使得教养孩子的责任几乎全部落到了母亲和替代或部分替代母亲的奶奶、外婆身上。

  琇文的妈妈是位家庭主妇,她自认自己的“工作”就是培养女儿,实现丈夫设定的目标:让女儿上最好的医学院。为此,她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给了女儿,每逢考试,妈妈比女儿还紧张。有一次,琇文发挥失常,平日里对女儿不闻不问的爸爸大发脾气,冲着琇文妈妈吼:“你整天在家怎么教女儿的?”琇文妈妈没有争辩,反而觉得愧疚。

  小高是一名五年级学生,他所在班级有39名同学,他说:“我很少见到其他同学的爸爸,每次班里组织活动,来的都是妈妈。”小高妈妈对记者证实了这点,“我们班算活跃的,五年里组织了很多活动,但来参加的爸爸不超过‘一只手’,而且来来去去就是那几位。”

  当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文明,女人和男人一样享有了工作的权利,却也承担着和男人一样的职场压力;在家庭中,受传统观念影响,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依然大有市场,工作与生活的双重压力,最终“造就”了一个个焦虑的母亲。

  独一代与独二代

  上海市心理咨询协会会长王裕如认为,中国式育儿焦虑在今天尤为引人关注,和我们当下的家庭结构不无关联。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国家卫生部计生委统计数据表明,这项政策创造了约1.5亿的独生子女。

  如今,随着“独一代”结婚生子,中国出现了“独二代”群体。中国家庭第一次普遍出现了“三代同堂,两代独子”的局面,6个成年人围着一个小宝宝转。

  一项在线数据调查显示:在中国,平均有50%的家庭由老人帮忙照顾第三代。而在北京、上海等生活成本高的超大型城市,这一比例达到了70%至80%。这种在世界范围内都极具特殊性的家庭结构,导致了育儿焦虑的成倍累积。

  “独一代”的父母大多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身上深深烙印着时代的特征:较少追求自我人生,更愿意与孩子捆绑,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

  而“独一代”这个群体本身存在着两极分化。

  一极是较之父辈,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视野更开阔、思维方式更独立,因而对孩子要求近乎严苛。但是他们如今正是打拼事业的年龄,被迫将孩子的教养转移给父母,可心里仍然放不下。

  张玉霞讲了一个节目里的故事。曾经有位“80后”企业高管妈妈,为自己8岁的儿子制订了精确到分秒的暑假作息计划,要求奶奶严格按计划监管孩子。计划执行不到一周,家里便爆发“大战”,“战火”波及远在美国出差的孩子父亲。

  “独一代”的另一极则是因为从小被溺爱,变得怯弱、依赖,或者习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自己为人父母后,无法胜任,不愿尝试适应新角色。

  张玉霞讲了另一个故事。一对“80后”夫妇,不仅双双不工作啃老,还在生下孩子后把孩子扔给爷爷奶奶,更要求老人给孙子吃进口奶粉、穿品牌衣服。当老人在节目中哭诉靠自己的养老金实在不堪重负时,儿媳冷着脸说:“这是你家的孙子,穿了没品牌的衣服,万一中毒怎么办?”

  在中国的千门万户背后,不断上演着一幕幕这样的情景剧:做儿女的一边要求父母为自己照看孩子,一边又嫌他们养育方式不科学、惯坏孩子;而做父母的,委屈起来嚷嚷“连你也是我带大的,我怎么就不会带孩子了”,嚷过之后,却依然甘为子女、孙辈做牛做马。

  在这样典型的中国家庭结构中,存在着两代养育者,他们身上带着各自的历史印记,而当他们每个人都把关切的目光投向“独二代”孩子时,高度的聚焦,必然带来激烈的碰撞,频繁引发矛盾。

  新旧价值观交替

  中国式育儿焦虑已经引起一些社会学家的关注。

  有观点认为,这样的焦虑是由当下社会的飞速发展造成的。今天的时代,科技迅猛发展,信息急剧膨胀,知识飞速更新,文化呈现多元。“80后”在获得了更广阔发展空间的同时,也承受了更多的责任和压力:他们要通过个人奋斗偿还数十万、数百万元的房贷、车贷;要不断掌握新技术、更新旧观念以跟上时代的脚步。为此,他们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家庭转移到工作和学习中。

  同时,作为市场经济环境中长大的一代人,一些旧的价值观念正在“80后”身上瓦解,新的价值观念正在重塑,家庭观便是其中之一。在面对家庭与事业、精神与物质间的冲突时,他们更愿意选择事业以及与之相伴的物质财富。他们对成功的理解也与父辈不同,有着比父辈更强烈的欲望,这样的欲望映射到孩子身上,便是他们对孩子的“高标准、严要求”。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信息不透明是焦虑滋长的土壤。

  仅是孩子感冒究竟如何用药,就有五花八门各种说法,似乎都说得头头是道。柯莲是上海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的儿科医生,她说:“我每天门诊从早看到晚,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针对每个病孩只能抓重点问病症,没法给家长做更多的解释。”忙碌的儿科医生更不可能有时间去上网普及医学知识,相反,各种似是而非的帖子却铺天盖地地占据了网络空间。同时,病人与医院之间的不信任感,使得一些家长们总是对医生的诊断将信将疑,而宁愿东听一点西听一点,越打听越焦虑。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资源分配不公而引发的过度竞争助推了这种育儿焦虑。

  由于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当父母想以正常的途径获得正常的服务时,往往会面对过度竞争。生孩子、上幼儿园、升小学……看似水到渠成的育儿链条实则限制重重。父母和孩子若想从中突围,不仅需要耗费大量金钱,同时也需要耗费大量精力。

  担心没有安全的食品; 担心没有优质的环境; 担心没有公平的教育……在各种不清晰、不确定中,唯一清晰和确定的是,正在一步步加深的中国式育儿焦虑。

  以爱的名义

  也有人说,焦虑是因为爱。果真如此?

  曾有一对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父母,为孩子设计了一套“完美”路线,要求孩子严格按照路线去发展。但孩子第一次高考时没考上重点大学。在父母的要求下,他第二年参加了复考。就在考试成绩公布的前一天,因为担心自己考不上,他跳楼自杀了。令人痛惜的是,成绩公布后,他的分数超出了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

  心理咨询师武志红则在其畅销书《为何家会伤人》中,讲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

  小学生小刚(化名)突然跳楼自杀。他留下遗书对爸爸妈妈说,他觉得无论怎么努力都达不到他们的期望,累极了。他不想让爸爸妈妈再失望,所以想到了死。自杀前,他砸碎了储钱罐,把攒了几年的零花钱留给爸爸妈妈。他说,他走了,爸爸妈妈不需要那么辛苦了,如果他留下的钱不够,爸爸妈妈可以加些钱,“坐坐火车,坐坐轮船,你们去玩一玩吧。”

  希望父母“坐坐火车,坐坐轮船”,这其实是小刚自己内心最大的向往。小刚的心理机制是投射:当他自己得不到一件东西时,他就希望自己最爱的父母能够得到。其实,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一种投射,他们有种种心理需求,但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而是期望孩子去实现。

  显然,在一些父母眼里,孩子已然成为实现目标的物,而不是人。

  焦虑下成长的孩子

  武志红写道:“牺牲自己、把理想寄托在子女身上的父母貌似可歌可泣,其实本质是自私,把自己人生的焦虑转嫁给孩子,还大言不惭地说这是爱;一旦孩子成了家庭的中心,亲子关系比夫妻关系更重要,这个家庭就离麻烦不远了。”

  以爱的名义,家长往往能够成功转嫁焦虑,逼迫孩子按照自己设计的路线去发展。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上还讲到另一件事:重庆一位“望女成凤”的张先生,为给“屡教不改”的女儿一点“颜色”看,竟用菜刀剁下自己的左手小指。看到父亲的鲜血,女儿慌得跪在地上使劲打自己耳光,向父亲认错。这位45岁的父亲说:“打实在不起作用,我只能这样做。”

  但这样的“如愿以偿”,只会引出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加剧孩子的精神压力;在父母“严密监视”下长大的孩子,成人后要么容易依赖别人,要么容易控制别人,他们没有从父母那里学会尊重自己和别人;小时候过于在乎考试成绩,长大后过于在乎他人的评价。

  哲学家马丁·布伯将关系分为两种:“我与你”、“我与它”。前者的特征是,“我”将对方视为和我完全平等的一个人; 而后者的特征是,“我”将另一个人当成了自己实现目标的对象或工具。无论目标多么伟大,当—个人将另—个人视为对象或工具时,这种关系都是“我与它”的关系。

  而我们的许多家长忘记了,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人,有他自己的心理需求和人格,他不是父母实现梦想的工具。

  在6个成年人的焦虑下成长的孩子是可怜的,王裕如说:“承受着重压、在焦虑中长大的孩子,很容易形成敏感性格,承受不了一点压力。”而真正支撑孩子将来走得远、走得好的,恰恰是一颗健全的心。

  不过话虽如此,半年前升格为外婆的王裕如,现实中却也面临着和普通人一样的处境:女儿、女婿对小宝宝紧张得不得了,每月花6000元请保姆专门负责喂孩子、洗澡,家里还到处安了摄像头,而保姆也换了好几个。理由是一位保姆太爱抱着孩子看电视,一位太爱发短信,还有一位年龄偏大,怕她抱孩子走楼梯时摔跤……

  走出中国式育儿焦虑,谈何容易?  ■记者 顾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