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5月23日电 5月20日，由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办的《2016中国公共财政论坛》在京召开。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林双林在论坛上表示，我们国家正在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桥梁、各种管道、交通工具、环境治理，这些都需要地方政府支出，所以要给地方政府更多的税收份额，让地方政府有钱多干活，促进经济发展。
首先，林双林从如何建立可持续的地方财政体系角度阐述了他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央政府的收入占不到50%，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50%，但支出地方占了85%还要多一点，中央只占14%左右。这样的收支结构非常不均衡，目前是采取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办法，现在中央的转移支付已经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40%左右。转移支付很有必要，但也容易滋生很多问题。目前地方财政严重依赖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就是四万多亿。土地出让金这个收入是地方基金收入的大概80%，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下滑，土地财政显然无法持续。他提出，建立可持续的地方财政体系，必须落实中央支出的责任。中央政府要将社会保障、医疗、扶贫等公共责任承担起来，这样既促进社会公平，又增加中央政府的凝聚力。
前国家税务副局长许善达认为，由于收支的不平衡导致地方挪用科目钱款事件的发生，同时希望加快改革速度。会上他提出，这次营改增要减税大约9000亿，而地方财政无力承担这种大规模的改革，应该进行税种置换，把消费税划到地方税务管理的零售环节当中，对地方税收进行补偿。消费税转零售环节以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如能减轻所有生产消费税企业的财务成本，地方政府会关注增加本地区居民的收入，想办法扩大本地区的消费。他认为，应该设计一个全国统筹通过国有资本来降低社保缴费率的社保的制度改革，利用国有资本来帮助偿还，以保证去产能过程中下岗工人的利益，确保去产能顺利进行。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通过把政府财政的日子和小家庭的日子做类比，指出中央和地方在财政方面并未达到共识，同时说明目前实施的分税制其实是分钱制的观点。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黄朝翰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互补的，必须相互配合才有效果，单独采用一种无法得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他表示，由于美国式的经济学过分强调数学，而变得不接地气。
前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丘小雄丘小雄指出，营改增最大的好处还不是税制的转化，而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即减轻企业的税务负担。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主任刘怡刘怡提出了地方财政竞争的问题，她表示，各个特区和一些特殊经济领域减税甚至免税来招商引资，先搞不平衡再搞平衡，这样造成了竞争环境的不公平，中央政府又被迫采用转移支付来扭转这种情况。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巡视员魏加宁看来，僵尸企业退出社会损失最小，但地方政府拿不出钱来安置下岗职工，银行但心一旦僵尸企业退出不良资产都暴露出来了，所以都反对僵尸企业破产，因此只有中央政府介入才行。中央政府要胡萝卜加大棒，一方面要给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压力；另外一方面也要给他激励，如果让僵尸企业退出，要让他感到有一些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