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年均捐献量位居亚洲第一，到2020年将建300家器官移植示范医院
“携友登攀黄鹤楼，捐献大业绕心头，大道之行天地宽，恰似长江奔东流。”
这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日前在中国器官捐献移植论坛上回忆，几年前携友到黄鹤楼，忧于国内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而写下的诗句。“事实证明，我们通过努力，迎来了器官捐献春天，今年中国成为世界器官捐献第二大国，毫无问题。”
长江商报记者在该论坛上了解到，2015年作为中国器官来源“转折年”，其捐献数量超过2013年与2014年捐献数量的总和。截至5月10日，全国已完成捐献案例1230例，同比增加43%。
参会的各方专家坦言，尽管中国器官捐献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高昂的自付费用仍让部分患者望而却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肝胆疾病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叶啟发教授告诉长江商报记者，全国适用的器官移植服务收费标准正在起草和制定中。黄洁夫也透露，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推进将肾移植率先纳入医保，促进器官移植收费“透明化”。不仅如此，至2020年，我国器官移植示范医院有望增至300家，成为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大国。
年均捐献数量位居世界第三
5月9日，一颗心脏跨越700多公里，从杭州“打飞的”转运到武汉，全程冷缺血运输仅用了4个多小时。这是5月6日国家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后，全国实施的首例心脏移植手术。中国多位器官移植专家感慨，这一牵动人心的“生死接力”，标志着我国器官移植在转运上又向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5月15日，在2016中国—国际器官捐献移植论坛暨培训会议上，黄洁夫表示，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器官捐献数量亚洲第一，创下历史纪录。
自2010年起，我国开展公民自愿捐献器官试点，当年公民自愿捐献数量仅34例，移植器官总数88例；到2015年实现了从依赖司法渠道到公民自愿捐献的顺利转型，公民自愿捐献器官人数6年间增长120倍。此外，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从2010年0.03%上升到2015年2.03%，提高了67倍。
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郭燕红告诉长江商报记者，截至2016年5月10日，全国器官捐献案例共有7146例，捐献大器官近2万个。其中，2015年中国公民器官捐献人数达2766人，大器官捐献数达7758个，包括亲体捐献在内移植手术数量超过1万例，器官移植数量创历史纪录，超过了2013年与2014年捐献数量的总和。值得欣喜的是，今年以来，全国已完成捐献1230例，同比增加43%。目前我国年均捐献数量位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三位。
湖北是全国医疗资源大省，对器官移植的贡献功不可没。湖北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张玉告诉长江商报记者，湖北省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发源地之一，自2010年3月18日完成第一例人体器官捐献以来，截止到目前共完成捐献案例818例，挽救中国器官衰竭病人2325人，在全国排在第二位。
5月15日，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网站(www.yzjjh.org)面向公众上线，该网站将定期更新全国器官捐献数据，并向公众开放查询。同时，首部以中国器官捐献协调员为背景的宣教片《生命的使者》在汉公映，并发布《器官捐献协调员沟通技巧学习手册》，宣传器官捐献相关原则和沟通技巧。
肾移植有望率先纳入大病医保
我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但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只有169家，都是大医院。其中，做肝移植的70多家；做肾移植的90多家；做心脏移植的仅20家；做肺移植的还不到20家。
黄洁夫透露，未来3至5年将培养大批高水平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中国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正在借鉴西班牙的模式不断完善，并逐步培养一批好的器官移植示范医院，进入到器官移植资质医院中来。反之，有资质的医院长期不做移植手术的，就定期清理出去。通过有进有出，让器官捐献、移植事业在伦理学、科学的方向发展。
按照设想，我国计划在2020年完成“健康中国”计划，建设300家器官移植医院，器官捐献和器官移植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的第一大国。
此外，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黄洁夫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联合提交议案、提案，共同呼吁国家将肾移植首先纳入大病医保。5月15日，黄洁夫也在论坛上透露，肾移植有望率先纳入大病医保。
肾脏移植可帮助肾衰竭患者获得新的肾脏，恢复正常生活、工作；如果无法接受移植，患者需终生接受透析治疗。目前，一次肾移植手术，在我国不同地区的整体费用在30万元左右。公民身后自愿捐献的器官成为临床器官移植的公平、透明来源后，经过测算，一次肾移植的成本费用约为20万元，仅相当于两年的透析治疗费用。移植后免疫抑制剂等抗排异治疗，相当于每年透析费用的1/3。
黄洁夫说，将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符合卫生经济学原则，可明显降低尿毒症患者群体的医疗成本和社会负担，相关部门正在努力推进。
器官移植收费标准正在制定
黄洁夫坦言，虽然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迅猛发展，但捐献器官数量同需要器官移植治疗的患者数量相比还存在巨大差距。
移植费用也是患者望而却步的问题之一。从全球器官移植服务的价格来看，中国的器官移植收费并不算高。比如一例肝脏移植，在美国收费标准约为60万美元；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约为60万元人民币，在西南经济欠发达地区，收费在30万—40万元人民币。但由于没有统一的价格标准，中国器官移植也未纳入“医保”，所有费用靠患者自付。不少患者因经济原因，“徘徊”在器官分配等待名单外。
以肝移植为例，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肝胆疾病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叶啟发教授介绍，中国每年约有30万肝硬化、肝功能衰竭等终末期肝病患者可通过肝移植手术治疗，但每年进入肝移植等待名单的患者，仅有约3万名。
据悉，叶啟发正在参与起草制定国内器官获取费用及管理章程。他表示，只有将一切费用纳入统一管理，禁止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移植医疗机构、器官捐献潜在医疗机构的不合理收费，才能取信于老百姓，让捐者捐得情愿，让受者花明白钱，推动器官捐献事业良性发展。
同时，郭燕红也告诉长江商报记者，由于中国的医疗服务价格由价格部门审批发布，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将负责提出器官移植服务的内容、项目标准、成本评估及可行性价格标准、收费模式的论证。
对话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
头移植技术是一个骗局
“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一定实事求是，我想把正的能量传递出去。”这是黄洁夫面对长江商报等武汉媒体记者时，关于器官移植、捐献等“敏感话题”说的第一句话。
致力于推动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黄洁夫表示，建立一个符合社会伦理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推动器官移植合法透明，是深藏他内心的中国梦。
长江商报：目前，我们有哪些器官可以移植？
黄洁夫：从技术上来说，世界上所有能做的器官移植我们都能做，如肾、肝、心、胰腺、卵巢、角膜等。要说的是，除了头移植，这是一个骗局，世界上不存在头移植的技术。
长江商报：器官捐献无偿，为什么移植很贵？
黄洁夫：目前有器官移植资质的有169家医院，很多患者难以支付移植费用，未进到医院里。开展公民捐献以后，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就变成一个阳光的事业。未来，器官移植可以纳入医保中，是公开透明的，所有需移植救治的病人都能真正地获得救治。
长江商报：未来您有什么希望？
黄洁夫：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医护人员加入到捐献和移植事业中来。我们一方面面临交通运输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能做移植的只有几家医院，我们必须让献身这个事业的年轻人迅速成长起来，不管是器官捐献，还是医疗能力的增加，是这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希望更多年轻人有志于这个事业。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在中国器官捐献移植论坛上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