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陈忠实先生2016年4月29日晨逝世。在纷纭的祭奠中，他的心血之作《白鹿原》重又成为瞩目的焦点。对文学人来说，某种意义上，《白鹿原》就是陈忠实，陈忠实就是《白鹿原》。与其在知识谱系里为陈忠实先生列传，倒不如回到文学之道，看看《白鹿原》的“众妙之门”。
独步中国当代文坛的传统情怀
陈忠实是绝望的现实主义者，《白鹿原》是记载中国乡绅没落的悲壮史诗。《白鹿原》的叙事视角及传统情怀，足以独步中国当代文坛。1949年以来，革命者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叙事及价值趣味最为常见。两者在写作手法及审美信仰上有大的差异，但在价值观方面，很多地方都是趋同的，都带有浓厚的救世意味。前者容易简化人的复杂性；后者迷恋“全人类”，容易抹杀地域性和差异性。当代的中国文学，不乏“现在”与“未来”的声音，但很难听到一个来自过去的“老人”讲话。在一个受困于加速度竞争逐利、凡事追求新陈代谢的社会，人们是无暇甚至是羞于倾听一个“老人”讲话的。陈忠实反“现在”与“未来”之道而行之，借一个“老人”的视角，讲述了中国乡绅阶层由没落走向终结的大历史。让“老人”讲话，让乡绅“临终遗言”，这是大手笔的写作选择，陈忠实没有辜负20世纪以来中国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宏大历史。
《白鹿原》写的是大限，作者所参透的，是死亡的“福音”。这是立足于现实主义的永恒观，陈忠实从地域性、差异性中悟出虚无主义对现实主义的劝喻，很了不起。面对大限，陈忠实给出的答案是：会失救，会无救，也不救，但要挺直腰杆。这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骨气，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赴死精神，正是士大夫及乡绅阶层的美德与最高价值观。这些，也正是《白鹿原》所含的传统情怀。
诗意、良心与胆识
对历史，《白鹿原》的解释办法就按改朝换代的逻辑来。这种处理办法，非常倔强，相当通透。
《白鹿原》设置了几种关键角色：圣人，乡绅，中医，女人，长工及长工的后人，革命者。圣人是预言者。阴阳五行说在古典社会终结之际显灵，那来自《周易》、《洪范》的传统，为宗法制充当了扶棺者的角色。圣人与素王，发不出天问，但为乡绅扶灵。乡绅分两种，一种是由世家而来，如白家，一种是靠买卖而来，如鹿家。乡绅是受难者，他们将失去一切，权力、财产（包括女人与儿子在内的财产），乡绅中的至人——白嘉轩，还将失去眼睛、脊梁、魂灵和名望。中医在这里，将失去救人的本领，最后，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死亡来得快一点，让斯文没那么快扫地。女人既是生殖者（如白嘉轩的七房女人、鹿子霖数不清的相好等），也是祸水，更是淫娃厉鬼（如小娥），她们是利用色与性参与“统治”这个世界的怪异力量（《白鹿原》没有一个丑的女性）。长工及长工的后人，他们同样经历了惨烈的命运——鹿三安于天命，黑娃鹿兆谦以仇恨立身，先“睡”乡绅的小老婆，后劫乡绅的家产，鹿三与黑娃必将陷入断绝父子关系的血缘决裂。革命者是这一切的审判者与终结者。白灵灵这一角色，设计得尤其好，从性别意味上宣告了传统的终结与白鹿神迹的消失。但假如没有白灵灵儿子的出现，《白鹿原》会更好，她儿子的出现，是小说的败笔。
改朝换代的历史化叙事策略是天意与人道并行，以天灾人祸之法记录传统社会的崩溃及乡绅阶层的终结。天意释放魔鬼，在乡绅至人身上也安放了魔鬼。白嘉轩听从圣人与神迹的召唤，骗买了风水宝地，然后在天字号水地上种“土”（罂粟），发财致富，后成为族长，通过各种办法树立并巩固了以宗族制度为核心的乡村秩序。在这期间，乡绅用拼命娶女人拼命生孩子尤其是生儿子之法，应对天灾人祸。特别要指出的是，《白鹿原》里的人祸里包括红颜祸水。但天灾人祸还是接连着来了，死亡与大限贯穿《白鹿原》的始终。死亡率先而来，“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子”，开篇这一句话，基本上概括了白嘉轩这一乡绅至人的基本价值观，这是对生殖力的自我骄傲，而非现代式的对人命的尊重。无论能不能生，女人们都先后死于非命，即使是那个尽了最大生育能力的仙草，也没能善终。那些因生育而存在的女性，皆非寿相，因性欲而存在的女人，死得更惨。鸦片、“交农事”事件、自由恋爱、通奸、大旱、饥荒、人吃人“来”了，土匪来了……朝代更替，最顽固的宗法制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乡绅是这一变迁的受难者。乡绅倒下之后，能制造恶但同时又能平衡恶的中坚力量不在了，乡村全盘承接了宗法精神自带的种种罪恶。圣人给世人留下三句话：“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折腾到何日为止”。圣人负责预言，至人负责受难。陈忠实的心学里，除了诗性，还有良心与胆识。
何以《白鹿原》终成绝响？
有这样的良心与胆识，其它的瑕疵，是可以原谅的。世上本无完美的作品，通行的文学批评表扬体早已抛却了这个基本常识。《白鹿原》的有些趣味和价值指向当然是可以商榷的。譬如说女人是祸水、是生育机器的叙事趣味，即使放到清代以前，也不是绝对主流式的叙事趣味。另如对掌勺手艺人的有意矮化，也是价值观偏颇的反应。从现代眼光来看，许多价值观，就是应该被革命的。但从叙事人——乡绅的眼光来看，又是合情合理的。在绝对的现实主义写作者这里，你很难刻意强调现代的女权主义，因为小说是活在宗法制下的“老人”在说话，是乡绅在吹唢呐办丧事，你很难让现实主义刻意营造出现代人道主义精神。《白鹿原》求的是现实之真与经验之实，忠实就是这个作家的命格，无法苛求。
《白鹿原》的叙事趣味与价值取向，足见陈忠实的倔强与通透。固执而通透的作家不少，但倔强而通透的作家并不多。在陈忠实这里，倔强是一种美德。倔强使他逆势而行：拒绝“全人类”的价值召唤，据本土的“过去”洞察更大的悲剧；不迎合浪漫化、苦难化农民的底层文学大势，为中国的现代转型提供更深刻的洞见。他的倔强，不仅仅体现在叙事与思想选择上，而且体现在语言表述上。一部分学者对《白鹿原》的语言颇有微词，我持保留态度。《白鹿原》的语言，恰好显示了陈忠实的倔强、硬朗、大气。人不同，说话方式必定不同，有的人说话结巴，有的人巧言令色鲜矣仁，有的人话少意精，写小说的人，不一定要把话都说出来。《白鹿原》去修辞化的写法，反而显出粗犷原始之力。比之修辞密集、文字油滑的写作趣味，这又是一种通透。倔强与通透，让陈忠实力排俗见，从乡绅的没落看清乡村的大限。
在唯物主义这里，生只有一次，死也只有一次。《白鹿原》早已参透了死亡的福音，参透了大限的终极意义。因此，可以解释，陈忠实的精神信仰与文学趣味，最后何以殊途同归，更可以解释，何以《白鹿原》终成绝响。
胡传吉，学者，中山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