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批判刘、邓
尽管造反已“当然有理”，尽管“革命”已成为“真理”的标准，但自“文革”爆发以来，对运动的阻力一直存在。
在运动一步步扩大和深入的同时，更多的人在更多的问题上对运动的方向、方式乃至立论提出了疑问。这场运动，虽由毛泽东亲自发动，虽有林彪、江青两大势力鼎力支持，但是，种种阻抗和抵制还是顽强，新的混乱不断发生。
这一切，究其根本，是由发起“文革”这一错误事物的立意自身造成的。但毛泽东却认为，阻力的产生，根子还在刘、邓，认定党内有一小撮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认为，在一个时期内，这条资本主义路线差不多取得了统治的地位，并且直到现在，在党内还有市场。为了保证“文革”顺利进行，一定要彻底扫除一切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10月9日开始至28日，毛泽东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再次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尽管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亲自召开，但在一开始，参加会议的中央及各地的一些同志，还是表现出了他们的“迟滞”，表现出“很不理解”和跟不上形势。正如毛泽东所批评的那样，“头一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
不久，“文革”大员们出马了。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发言，讲了洋洋六大条，在历数“文革”丰功伟绩之后，即点名批判刘、邓，说：“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
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地位显赫的林彪在结论性的讲话中，除极力宣扬“文革”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外，指名攻击刘、邓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康生等“文革”诸将也纷纷发言，一片批判叫嚣之声，使会上充满了火药气味。
会上，邓在二野时的老部下、公安部长谢富治一马当先跳出来，首先批邓。他说：“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影响，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陈伯达重点批邓，说邓是错误路线的急先锋，并从60年代起，对邓旧账新账一起算。林彪发言，信口雌黄地说邓曾经与四野争功，并阴险地诬蔑邓在历史上（指红七军时期）是逃兵，妄图给邓加上有历史问题的罪名。25日，毛泽东在听取会议汇报时，也表示了对邓的不满。毛泽东说，邓耳聋，一开会就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坐着；说邓从来不找他，从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他汇报工作。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也就是25日，毛泽东作了正式讲话。他说，这次会议，“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解决“思想不通”的问题。他讲了发动“文革”的原因，是他以前过于信任人，在中央搞了一线、二线后，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他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推行不了。对于运动本身，毛泽东则不无兴奋地说：“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