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中国军工的那些年》节选之六
“要变不可能为可能”
2001年
这一年，中国一航开始全面投入装备的大发展，形成了空前的热度。曹刚川讲：“军中无戏言！大家算是立下了军令状！各集团老总都是第一责任人。”
集团去科工委汇报，刘积斌对刘高倬讲：“你怎么这么大胆，一口就答应了？”刘高倬回答：“我干了这么多年，知道任务的难度。但是，仗不可能是准备好了再打。还有几年时间，怎么知道就干不下来！手下的几十万人，谁也没说完不成，我怎么说就完不成？”后来，刘积斌对中国一航给予了有力支持，只要听说集团有需要他们解决的问题，都没有二话。有位军委领导在一次会议上说，当年军工搞这些大工程，那样的条件，那么紧的进度，我也没想到能够全面完成。
那时，台湾有F-16飞机120架，“幻影”2000-5飞机60架，台湾利用美国技术生产的“经国”号130架，还有60架经过改装的F-5飞机，这样台湾就有三代机或接近三代的战机370多架。著名的战斗机飞行员、后来的空军副参谋长葛文墉在试飞过“幻影”2000飞机后讲，这种飞机(“幻影”)“如果不是对方飞行员发生错误，歼8同‘幻影’飞机的对抗是不会赢的”！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军工一场历史性硬仗铺开了。
那真是一个“井喷”式发展、极难以忘怀的“火红年代”。那时，十大军工集团的办公厅主任几乎每月都要聚会，互通情况，探讨一些体制与发展上的重要问题。记得有一次通报各集团的规划与目标，航天科技的李开民和航天科工的王建生不约而同地讲到，他们提出的是建设世界航天强国，并解释说所谓强国就是前三名；兵器工业的温刚与王庆余讲的是要打造世界一流的陆军主战装备； 有意思的是船舶工业集团的王义库和船舶重工集团的张光兴两人还谈到，两个集团都提出了要建成为世界最大造船集团的目标，但两个集团谁在前还不一定。于是两家就互相探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家是世界第一，中国第二；另一家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二。
当时中国的航空工业，开始进入工程中期的全线攻坚阶段。中国一航提出了“航空报国、追求第一，激情进取、志在超越”的精神，进行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拼搏。“611”，即一周干6天，一天干11个小时，成为许多单位的作息时间。集团文化建设开始兴起，建立起一套以型号为核心的文化体系。
那一年，陪刘高倬出差来到工厂， 看到原来工作的部总装厂房，摆满了正在进行装配的新型飞机，而相当宽敞的通道， 则长长地支起了一排排帐篷。可惜不能照相，当时我真想把这个场面永远留下来。工厂的总经理李方勇说，工人们日夜加班，吃住就在工厂里了。刘高倬看了很高兴，他说：“我们讲的志在超越，就是要超越无限，为了国家战略利益，要变不可能为可能!”
李方勇年仅36岁，就成为了工厂的总经理，这在航空工业特别是在这个老厂中，过去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为此事当时集团党组反复研究，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当年我刚到工厂机关，有一种说法，若不到50岁，车间主任是干不上的，40岁当上科长，也算是出类拔萃的。后来他成为了集团的副总经理。
听到刘高倬这话, 心里沉甸甸的。时常在想，我们在机关的，还应当为这场军工历史性的壮举多做点什么。工厂当时正在为引进苏-27而日夜鏖战。当时我国尚没有这种重型、远程、高机动性的战机。1992年，工厂的总设计师等一批人上书中央军委，要求引进苏-27。开始俄方推荐中国买米格-29，并且要价极高。当年底，唐乾三带队开始到俄考察。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军事引进项目。这个项目取得了巨大成功，为中国重型歼击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6月底，工厂隆重庆祝了建厂50周年。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俄罗斯共青城飞机厂带来了他们的祝福。而随团还来了一个重量级人物——苏-27飞机总设计师西蒙诺夫。参观完工厂，特别是看到一排排崭新的厂房与机库后，他非常感慨：“中国发展得太快了。我在苏霍伊几十年，一直想建一个高标准的机库而办不到！”
西蒙诺夫70年代初担任苏霍伊飞机设计局第一副总设计师，后来担任苏联航空工业部副部长，1983年担任了局总设计师。这是个很有魄力的领导型设计大家，当年在苏-27的5架预生产型飞机已在共青城飞机厂开制的情况下，他因对一些指标不满意，便不顾部长的强烈反对，竟下令飞机设计推倒重来。遂成就了苏-27这样世界上少有的出色飞机设计。由苏-27基本型演变而来的苏-30、苏-32、苏-33、苏-34、苏-35等，陆续在世界上惊艳亮相。
工厂还把几千名退休职工请回来，在工厂大门里矗立的歼8飞机前，给每位退休职工及其家属照了张相。我的父母很高兴，给我讲过几次那天照相的情景。这张照片一直摆在桌子上，直到他们去世。有时回家，我就看着这张照片发呆。由于军工单位的性质，这是他们唯一一张与他们奉献了一生的工作有关的照片！
厂庆没时间回去，不久有出差的机会就回去了。晚上与办公室同志相聚，听到办公室主任讲，他们与中央电视台一个著名人士很熟，那个人答应争取给工厂办一场晚会，慰问工厂员工，我答应促一下这件事。回北京后还请那人吃了一顿饭，吃完才知道根本就是没有影儿的事。这时我下了决心，要把这件事办成。之后我向办公厅新闻办布置，意思是我信奉的是“一把搞定”，办事要坚决，干就干大一点的，争取当时最有影响的中央电视台“心连心”晚会在航空工业办一场。新闻办的徐泽龙(后来担任了中国航空报社总编辑)和政研室的付明耀与计红胜就领着大家干起来了。
话说容易，但难度确实超出想象，了解到办这场晚会国家需要拿出800万元，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争取。在与各军工集团办公厅主任相聚时，有人告诉我，你根本不可能办到，航天曾有一位副部长带队去争取，折腾了不短时间也没成。但我不这样想。年初，集团公司给广电总局发出邀请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到工厂慰问演出的请示。内容是请求批准在2001年航空工业创建50周年之际，在“中国歼击机的摇篮”——办一场“心连心”晚会。于是找到办公厅一位同志打听争取的路径——他的哥哥在中央电视台搞美工，这才知道，搞这台节目不是中央电视台说了算，因为是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的慰问性质，所以要中宣部和广电总局来决定。于是我找到中宣部和广电总局的办公厅主任，向他们求教，请他们支持。说来极有感触，这件事和后来办的一些事，都是找到素昧平生的部委办公厅同行，包括北京市委办公厅的王副主任等，他们一听，是为航空工业集团办事，马上给予了最大帮助。这件事稍有一些眉目，我向集团领导作了留有余地的汇报，刘高倬很体谅我们，说办成了是对咱们航空人的一个很大鼓舞，办不成也没关系。其间，刘高倬还给丁关根同志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想办场晚会、慰问航空工业职工的想法。后来我又找到从航空到国防科工委工作的张洪飚副主任，请他与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刘鹏讲一下。这样跑了有两三个月后，快到年根下了，怎么办？正在发愁着，忽然机要处拿来一份领导批示件，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同志批了。批了很长的一段话，内容大体是：高倬同志，看了你写的信很感动。我对航空工业了解不多，但对航空工业为了国家利益在奋斗的事是知道的，大家都应当全力支持……这一年的4 月4 日，广电总局给集团复函，明确当年演出计划已排满，拟于2002年“五一”期间安排演出。(文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