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王海被誉为"职业打假第一人"算起,职业打假人这个行业已经走过二十多个年头。
职业打假人曾经是一个孤独的职业,他们因给企业"挑刺",为消费者"扫雷"的行为曾被视为"英雄"。
在人们的印象中,职业打假人一直是强势的存在,但他们和企业相比,只不过是消费者这个弱势群体里的相对"强势者"。他们也是些凡人,不过是比普通人多一些勇气而已。
随着越来越多职业打假人的出现,同时伴随着新消法的出台,以及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变得完善,消费者维权开始进入一种常态化。
曾经的打假"英雄"们在"为钱打假"与"公益打假"的争论中,渐渐卸下了"光环"。对"个人英雄"式的打假乃至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社会评价已悄然发生变化。从耳目一新到司空见惯,从交口称赞到褒贬不一,从被视为"有益的补充"到"添乱、抢饭碗"。一位律师更是直言:职业"打假"和职业"假打"的界限,已经开始被模糊。
对职业打假人群体来说,这不啻是一个无声的打击。这是不是意味着,职业打假人的"黄金时代"正在远去?
1995年,戴上墨镜的王海出现在媒体的镜头前。今天,他在面对镜头时依旧戴着眼镜,只是对他而言"打假和正义无关,赚了钱才能更高尚"。
43岁的王海,平头,中等身材,一身休闲装,两部手机铃声此起彼伏。面对提问,大多数时候,他只是平静有序对答,时不时会爽朗一笑。谈及人生转折的“津成事件”、“发疯事件”,他脸色一变。自2000年后,王海就宣布退出个人买假索赔,与其他职业打假人分道扬镳,专事公司打假。他拥有四个职业打假公司, 30多个雇员,打假的“起步价”在30万元。
这个曾被称为“打假第一职业人”的王海,如今仍旧在路上,只是角色定义悄然发生着转换。
“干这行,越神秘越安全”
第一次见王海,他正应电视台要求拍摄“315”宣传专题片,直到下午一点多才结束。匆匆吃完盒饭之后,一听要求采访,他欣然应允,只是用商量的口吻要求去咖啡店谈。
面对镜头,王海仍旧是熟稔地戴上墨镜。这样的他,搭配着职业打假人的工作性质,一层冷静诡异的色彩始终在笼罩着他。他总说干这行,越神秘越安全。
交谈中,他很爱笑,会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态度温和沉稳,礼貌自然。这些很难让人将他和他的过去联系在一起,似乎很违和。
从1995年3月,22岁的王海在北京买了12副索尼耳机,依据消法第49条提出了双倍赔偿的要求,被冠以“打假第一人”走进公众视野。
2000年,王海遭遇了打假人生的第一次重创。随着饱受争议的“津成事件”、“发疯事件”,不足而立之年的他,迅速淡出公众视野。
“别人的观点, 我觉得不重要”
“我一直对自己都有很清晰的定位,从来就不容易受外界影响。”对此,他始终强调外界对其打假的褒扬和假打的质疑,从来都是一厢情愿。自己始终很冷静理性,始终按部就班,从容前行。“没有反思。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呢?对我没有任何影响,内心要强大。公司的业务、收入、所做的事情都没有影响。别人的观点, 我觉得不重要。”
真的没有反思吗?事件回放至2000年,“津成事件”之后,他曾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外界说其“黑吃黑”,自己感觉很冤枉。“发疯事件”后首次接受采访,王海更是直言:“我们不怕坏人,不怕假货,但我们怕冤屈、怕误解,尤其怕好人对我们的误解。”
往事是否真如烟?
采访时,他突然向记者提及16年前的一句话,“我当时接受采访时就说了,个人是靠不住的,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个人身上”。
“跟一群蒙昧的人没法儿对话”
趟过岁月,有人在苦中淘得金,于是笑着和岁月握手言和;有人被苦涩麻痹,于是风沙迷了眼,哭着去告别。也有人,被岁月的风侵蚀,变了模样,遂直接斩断过去。显然,王海属于最后一种。如今,他在自己和大众之间筑起了一道墙。
事实上,王海被外界当作英雄的时间不过五年光景,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因为蒙昧而误伤。从1995年到2000年,他始终在舆论的话锋上铤而走险,还意犹未尽时,却遭遇了措手不及的溃败。只是现在,他不再承认从舆论中心抽身而退里夹裹有无奈成分。
“很多人都是蒙昧的,跟一群蒙昧的人没法儿对话。”交谈中类似这样的话语高频次出现。面对蒙昧混沌,他只是一再强调无所谓。他反倒说,打假多年,要感谢这种蒙昧。“比如,她的儿子就是骨科医生,而她相信那些声称可以治疗腰间盘突出的虚假广告,竟然被骗。”他表示,蒙昧制造出了很多不可思议,而这些成就了他。
打算网上开课教个人打假
从最初沾染英雄草莽气息的单个打假人,再到如今发展成行当的打假业。作为吃螃蟹者的王海,踏实淡定地站在优越感的风里,只是不再是站着舞台中心。
伴随公司发展壮大,他早已不需要再活跃在打假一线。但是他始终未曾离开,甚至替行业号着脉,追求转型。
自2000年后,王海就宣布退出个人买假索赔,与其他职业打假人分道扬镳,专事公司打假。但是,每天仍不断有消费者打到其北京大海商务有限公司的免费热线寻求咨询帮助。而他的微博总是被各种被侵权当事人主动@。
不过,王海的行业地位逐渐受到了很多后入行者的质疑,有同行诟病其打假未免点到为止,不够彻底云云。
“我们和他们的侧重点不一样,我们是修桥铺路,希望促进制度的建设。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增加消费者的福利。不仅仅限制在挣点钱,我们之间没有可比性。大家关注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不一样。”他答道,但拒绝评价同行是否出于逐利。
职业打假行业人员良莠不齐,忙于打假的王海最近正计划培训一两百名职业打假人。将采用不定期网络远程教学,教那些个人打假者如何提高技术、控制风险,初期定价1万元,大概三四节课。“听的人应该不少”, 他自信地说。
公司打假“起步价”30万
如今的王海,早已不是单兵作战的“打假英雄”,很多人爱叫他王老板。外界一度盛传王海身家千万,他始终笑而不语,仅透露2015年全年,公司网购打假索赔入账400多万元。
王海有四个职业打假公司,分别设在北京、天津、南京、深圳。四个分公司专职打假的雇员一共30多个人,主要是律师和项目经理。公司打假的“起步价”已经提高至30万元。
每个公司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其中,北京、深圳分公司主要是做知识产权打假,帮厂家查造假窝点;天津分公司则主要是做物业维权,帮小区业主维权;南京分公司是做政府采购打假,专门打击欺骗政府采购的造假案件。
王海直言三块业务中成功率最低,收入最不理想的是政府采购打假。尽管这块业务面并不广,多半停留在自来水管打假等领域,但遭遇重重阻力。
“很多事情都不可能一步到位或者如你所愿,所以你要学会妥协。我们就算是理想主义、完美主义,但社会建设是慢慢逐步推进的,所以我们要妥协要协商。”他讲述着自己的策略。
谈及自己最大的个性,他脱口而出,“较真”,而后立刻改成了“较真和妥协相结合吧!”
“您觉得自己结合得好吗?”
“还可以。我们要先披露,可能一下子解决不了,那我就分好几步、好几年,慢慢搞,要批评、遏制、打击。”正如他所说的,当年的愤青,如今也学会了和自己的内心对话。
“非盈利不等于不收钱”
打假一旦公司化运作,就免不了逐利,至少会被贴上逐利的标签。2015年,王海就说过:“打假和正义无关,赚了钱才能更高尚。”如今,他对此则笑着说道,“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为社会做一些事情。”他认为,打假不是一种商业模式, “因为它本质是非盈利行为。”
“我们是社会价值优先的,并不是说只盯着经济价值。如果单纯追求盈利的话,就要选择效率高的,流水快的,这样才算赚大钱啊。”他继而又论述道,“非盈利是目的,盈利是结果,非盈利不等于不收钱。我们的业务是非盈利,但我要保证我的员工,保证我的团队正常运转。如果想盈利的话,我大可涉足房地产、涉足金融。”
“按照您这样说,您就是一个社会公益人士呢?”
“那当然了!”他又是笑着说道。末了,他又补了句“我是说我对自己的定位,别人对我怎么评价没有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但是我有我的追求,就是做这个社会建设者。”
近年来,除了公司正常运行外,王海也的确一直在做两个公益项目。一个是“王海热线”,另一个是“和谐社区发展中心”项目,旨在帮助业主成立委员会,保护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他一再举例说明,势单力薄的消费者如果都可以寻求到消费者组织去和相应的商家博弈的话,很多消费领域的陷阱就可以高效率低成本地规避。
微商打假成为王海公司今年新增的一块业务。他认为互联网给一些假货插上了翅膀。从去年开始,他就在着手这方面的打假摸索。目前着手的一单数额较大的食品领域微商打假,胜算较大,或带来百万计的收入。
这个自评99%近乎纯理性的人,沉浮20多年之后,乐观的情绪在膨胀着、沸腾着……
1994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消费者维权的历史从此转变。
该法的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第二年,王海走进了人们的视野。1995年3月,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买了两副索尼耳机,他意识到这可能是假货,紧接着又买了10副,依据第四十九条提出了双倍赔偿的要求,被称为打假第一人。
在他身后,一大批效仿者将打假做成一门行业。
新快报记者 刘子珩
“刁民”还是“啄木鸟”?
22岁的王海为12副耳机申请赔偿时,面对的环境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不久,但是一些人法律意识淡薄,买到假冒伪劣产品时仍选择忍气吞声。
在王海申请赔偿时,他的动机引起了社会讨论,中国消费者报社原社长李学寅回忆,1995年11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北京召开“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王海究竟是“刁民”还是“啄木鸟”?在那次会议上,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争论激烈。
当时各地法院在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时,尤其是消费者知假买假时经营者是否存在欺诈,有很多争议。一些法院驳回了知假买假者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
不过,王海一案被国家相关部门注意到后,被选择为推广消法的契机,面对商家和社会部分人群指责王海行为是欺诈的指责,国家工商局、国家技术监督局、全国人大法工委、中国消费者协会等纷纷表态:王海现象符合既定方针,应该予以肯定。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会长河山对这些事的印象颇深:“当时全国假冒伪劣商品大行其道,‘退一赔一’的惩罚性赔偿规定曾一度引发人人争购假‘茅台’现象。王海们在获得高额回报的同时,也让很多厂家和经销商闻风丧胆,一些厂家竟然喊出‘防火、防盗、防王海’。”
职业打假人的风险
在王海打假成功获赔之后,全国各地一大批效仿者开始出现,杨连弟、刘正军、刘政全兄弟、张磊落、李承吉、吴胜、童宗全、喻辉、郭振清……1996年,王海接受希望集团总裁刘永行10万元赞助,注册成立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打假开始成为一个职业,有了公司化运营。随之而来的就是有了运营模式,购假索赔,以及受雇于深受假货侵害的知名企业。
民间打假人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繁荣后,遇到了接二连三的大事件。
2002年2月27日凌晨,打假人刘殿林公司三名调查员工作时,潜入一个村庄,准备调查一家造假黑工厂,不料被当成贼围困在屋顶。从三米多高屋顶跳下时,调查员田春怀崴到脚,被几十个村民一顿拳打脚踢,右手掌被人撅到骨折。
2003年12月13日,黄立荣受雇调查紫禁城国医馆,在进行偷拍时,被对方发现,几个人将其殴打致死。随后警方确认,这是北京首例民间调查者在偷拍活动中死于非命的案件。
职业打假人的风险性引起关注,再次改变了这个行业,打假公司在招聘调查员时,退伍军人优先考虑。
打假人进军互联网
2013年9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通过。
新消法规定,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但问题随之而来,在判断消费者的身份时,若苛求消费者证明自己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缺乏可操作性。
当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3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因为这条法规,沉寂多年的职业打假人叶光决定重出江湖:“这是历史性的巨大进步,法律首次用一个‘购买者’的定义,将争论了近20年的打假者身份问题踢入历史的角落里。”
也是这个时候,电商时代开启,打假有了新的领域,开始同步进军互联网。
2015年1月23日,国家工商总局网络监管司发布2014年下半年网络交易商品定向监测结果,此次监测共完成92个批次的样品采样,其中有54个批次的样品为正品,正品率为58.7%。其中,某电商网络平台的样本数量最多,为51个,但正品率最低,仅为37.25%。
这些良莠不齐的商品让打假人蜂拥而至,尤其是2015年,随着新广告法实施,此前采用夸张的宣传广告如使用“最”、“一流”、“独家”、“超”、“100%”等绝对性用语,都成了新一代打假人索赔的理由。
如今,距离王海第一次打假已经过去了21年,针对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在不断提高,留给职业打假人的空间还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