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慰安妇:最大夙愿是讨一个公道

来源:中国网
2016-03-18 07:52:25

  郝菊香老人站在家门口(3月9日摄)。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现年94岁的郝菊香老人,家住山西省武乡县故城镇权店村。

  1939年4月的一天,17岁的郝菊香在家中被日军抓走强征为慰安妇,被日军凌辱了一个多月后,家里凑够了大洋才把她赎回来。

  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黑暗、肮脏、丑陋的性奴隶制度——慰安妇制度,给众多受害女性带来地狱般的折磨。这段被日军肆意凌辱的悲惨经历,成为受害人一生都难以抚平的伤口。随着岁月的流逝,其中许多人在屈辱和痛苦煎熬中相继离世,最终也没有等到一句道歉。

  目前,对于幸存下来尚且健在的老人们来说,活下去的最大意义就是为当年的那段历史作证,并在有生之年得到道歉和赔偿。

  记者近日来到山西省几位仍在世的侵华日军“慰安妇”家中,这些风烛残年的慰安妇幸存者,谈到日军的种种暴行,仍恨之入骨。她们说,要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告诉所有人,让日本政府正视历史。

  近年来,我国山西、海南等地的慰安妇幸存者从未停止过对日军二战罪行的控诉,在各方人士的帮助下先后多次踏上状告日本政府之路。然而,日本最高法院2007年就中国“慰安妇”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原告二战时被侵华日军绑架和强暴的事实,但驳回了中国“慰安妇”的赔偿请求。

  “日军当年做了那么多坏事,怎么就不道歉呢?”老人们说,自己虽已风蚀残年,但依然需要尊严,一定要讨回一个公道,哪怕自己等不到了,希望子女和志愿者能再一次对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让日本对当年的暴行谢罪、反省,给受害者公开道歉。

血泪慰安妇:最大夙愿是讨一个公道

  郝菊香老人坐在炕上休息(3月9日摄)。现年94岁的郝菊香老人,家住山西省武乡县故城镇权店村。1939年4月的一天,17岁的郝菊香在家中被日军抓走强征为慰安妇,被日军凌辱了一个多月后,家里凑够了大洋才把她赎回来。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血泪慰安妇:最大夙愿是讨一个公道

  骈焕英老人坐在屋里休息(3月8日摄)。现年88岁的骈焕英老人是山西省沁县暖泉村人。1942年秋天,年仅14岁的骈焕英被日军抓到据点蹂躏,20多天后在亲戚的帮助下回了家。几个月后,骈焕英再次被日军抓走,后在亲戚帮助下逃出“魔窟”。一段时间后,骈焕英又被抓走,再次回家后一段时间,骈焕英第四次被抓到据点遭受凌辱。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血泪慰安妇:最大夙愿是讨一个公道

  刘改连老人在家门口(3月4日摄)。现年95岁的刘改连老人,家住山西省阳曲县黄寨镇。1943年12月,22岁的刘改连被扫荡的日军抓到据点蹂躏,后来家里付了大洋才把她赎回来。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血泪慰安妇:最大夙愿是讨一个公道

  赵兰英老人坐在床上休息(3月9日摄)。现年93岁的赵兰英老人,家住山西武乡县故城镇信义村。1941年6月,18岁的赵兰英和姐姐赵兰花、赵玉英一起被日军抓走,两个多月后,家人把她带回了家。赵兰英吃药调理了3个月时间,身体才慢慢好起来。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血泪慰安妇:最大夙愿是讨一个公道

  李爱连老人站在家门口(3月9日摄)。现年88岁的李爱连老人,家住山西省武乡县故城镇邵渠村。1945年的夏天,17岁的李爱连在村里被扫荡的日军抓到邻村的一间民房,惨遭蹂躏,随后被带到据点。50多天后,日军撤离据点,李爱连才回到了家。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血泪慰安妇:最大夙愿是讨一个公道

  郝月莲老人坐在屋里休息(3月7日摄)。现年88岁的郝月莲老人,家住山西省武乡县故城镇阳公岭村。1943年6月,年仅15岁的郝月莲在家中被日军抓住,用绳子绑住拉到据点强征为慰安妇,一个月后,家人付大洋把她赎了回来。回家后两个多月,郝月莲再次被日军抓走蹂躏。20多天后,郝月莲的父亲和哥哥趁着日军防备松懈,偷偷地把她背回了家。两次被抓的悲惨经历导致她失去了生育能力。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血泪慰安妇:最大夙愿是讨一个公道

  村民抬着张先兔老人的棺木,送老人下葬(2015年11月20日摄)。张先兔老人于2015年11月12日上午在家中去世,享年89岁。从1995年起,山西有16位幸存“慰安妇”代表在中日友人的帮助下分三批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承认加害的历史事实,但不予赔偿。如今,三批对日本政府索赔起诉的16名慰安妇全部离世,无一人得到道歉与赔偿。对于这16名老人而言,此生愿望已经成为了永久的遗憾。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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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西省沁县,李焕清手捧姐姐李金鱼老人的照片(3月8日摄)。李金鱼老人是山西省沁县漳源镇南园村人,1943年,年仅14岁的李金鱼被侵华日军抓作慰安妇,两个多月的非人折磨造成她终身不能生育。李金鱼老人曾在友人的帮助下起诉日本政府,但直至2010年老人去世,也没有等到日本政府的一句道歉。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血泪慰安妇:最大夙愿是讨一个公道

  杨秀莲拿着养母南二扑的照片(3月4日摄)。1922年出生于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后河东村的南二扑,20岁时被日军抓走,被关押一年零8个月,1943年秋天才回到村里。长时间遭受日本人凌辱,导致南二扑不能生育,1964年,南二扑从王福庄村抱回了养女杨秀莲。1967年6月,南二扑因身体不好和压力过大等原因在家悬梁自尽,享年45岁。杨秀莲在友人的帮助下参加了对日起诉,她坚信会有得到正义的一天。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郝菊香老人站在家门口(3月9日摄)。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现年94岁的郝菊香老人,家住山西省武乡县故城镇权店村。

  1939年4月的一天,17岁的郝菊香在家中被日军抓走强征为慰安妇,被日军凌辱了一个多月后,家里凑够了大洋才把她赎回来。

  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黑暗、肮脏、丑陋的性奴隶制度——慰安妇制度,给众多受害女性带来地狱般的折磨。这段被日军肆意凌辱的悲惨经历,成为受害人一生都难以抚平的伤口。随着岁月的流逝,其中许多人在屈辱和痛苦煎熬中相继离世,最终也没有等到一句道歉。

  目前,对于幸存下来尚且健在的老人们来说,活下去的最大意义就是为当年的那段历史作证,并在有生之年得到道歉和赔偿。

  记者近日来到山西省几位仍在世的侵华日军“慰安妇”家中,这些风烛残年的慰安妇幸存者,谈到日军的种种暴行,仍恨之入骨。她们说,要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告诉所有人,让日本政府正视历史。

  近年来,我国山西、海南等地的慰安妇幸存者从未停止过对日军二战罪行的控诉,在各方人士的帮助下先后多次踏上状告日本政府之路。然而,日本最高法院2007年就中国“慰安妇”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原告二战时被侵华日军绑架和强暴的事实,但驳回了中国“慰安妇”的赔偿请求。

  “日军当年做了那么多坏事,怎么就不道歉呢?”老人们说,自己虽已风蚀残年,但依然需要尊严,一定要讨回一个公道,哪怕自己等不到了,希望子女和志愿者能再一次对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让日本对当年的暴行谢罪、反省,给受害者公开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