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吃了一口饭，史超齐就开着放映车驶向工地
挥绳子挂大幕是史超齐的拿手戏
史超齐与工地保安协调场地
“我一个人就是一个队”
除了放电影，摄影成了史超齐的第二“职业”
2006年北京兴起“数字电影流动放映车”活动。那年，市财政先后投入3000余万元支持农村电影“2131工程”（21世纪初基本实现“一个村一个月放一场电影”的目标）和“优秀电影进社区”等公益电影放映。史超齐也是北京首批培训上岗的放映员之一。
“当年跟我一起参加电影放映员培训的人，现在还在坚持的几乎是个位数。流动放映员流动太大，于是我成了这行当的老人。”目送同行们一波波转行离开，将近不惑之年的史超齐开玩笑地说。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北京部分区县农村的公益电影院（厅）也被大幅撤并，数量甚至减少到不足一半。公益电影放映正在衰落中……
现场
片子刚放一小时 片场就剩放映员一人
7年，1个人，1辆车，1220场电影，1220个日夜，这些年一半的时光，是陪着道不出姓名的数万观众过的。另一个忠实“陪伴”——那辆印着“流动放映车”半新旧的面包车，跟他一起进过社区、公园、军营、工地……这是流动电影放映员史超齐的生活写照。
太阳还没下山，史超齐就惦记着晚上工地放电影的事情。在街道食堂匆匆扒了一口饭，他就开着那辆白色面包车慢悠悠地驶向北三环北边的某工地方向。一进院子，保安老哥站起身打了声招呼，看得出小史是这里的常客。“上周雷雨没来，今天临时加演一场。没通知工友们，您帮忙告诉他们一声。”史超齐一边搬设备，一边解释。
两个音箱、一台投影机、一块大幕布加上支架、两根大粗绳，这就是流动电影院十年来的所有家当，其间数字放映机更新过两次，“现在我们通过刷卡来解密版权，硬盘里光有片源，不解密是放不出的。”史超齐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其他兄弟流动放映队有的还配有司机，但他一个人揽下所有的活，上哪儿都得自己开车、支架、扛箱子、调设备，“我一个人就是一个队！”
因临时放映，原先场地（工地门口绿荫）被两辆车占了，等半天没见人挪。史超齐只好改到路西侧的两棵大树间挂幕布。暮色渐深，闻讯而来的数十个工友还有遛弯的市民们陆续凑了过来。“师傅，今天放什么片子啊？”“钢铁侠3！”“什么？”“钢铁侠3，美国高科技大片！”影片还没开始，空地的上空飘着各方的乡音，大家叽叽喳喳讨论开来。
“我们工地有wifi，年轻人更爱玩手机。”60岁的王叔，河北承德人，一直在工地上当力工，来北京快两年。他站在一旁望着史超齐调试机子，一边回忆他小时候村口放电影的盛况：当年的露天电影有大气息和大氛围，放映员特别受欢迎，大伙儿都会帮放映员抬机器，有的赶好几十里路来瞧“西洋镜”。“我爱看战争片和武打片，外国片也爱看。这些年村里人走了，机器锈了，电影没人放了。”
“工地宿舍有wifi，收工了，大家没事可以手机上网。我们爱看这种露天电影，那些年轻人更爱玩手机。”另一个上岁数的工友说。当北青报记者指着外面霓虹璀璨的大马路问王叔：“您到外面电影院看过电影吗？”他摇摇头：“票很贵吧，听说要五六十呢。”
忙活了一小时，《钢铁侠3》八点开演。但让史超齐此前担心的“幕布吸光”最终仍没避免。远处公园里高耸起的大灯正对荧幕，画面很不清楚。露天的美国大片只剩下“叮叮哐哐”的声响外加模糊难辨的人头。开映前的热闹劲儿渐次消退。工友们或站着，或坐在草坪上，有年轻人低头玩着手机，也有人在窃窃私语。不到一小时，观众稀稀拉拉散去，连最爱看电影的王叔也不声不响地走了。偌大空地，只剩史超齐一个人等片子“走完”，挨完两个半小时他才能回家。
探因
原因一
每个月两千多的工资让很多放映员难以坚持
16岁只身来北京务工的史超齐，不曾想到自己会干起电影放映员这一行，“平时爱鼓捣电机这玩意儿，在安贞街道绿化队干了十几年，后来一有机会就学了放电影。”
史超齐口中的机会，得追溯到2006年北京兴起的“数字电影流动放映车”活动。那年，市财政先后投入3000余万元支持农村电影“2131工程”（21世纪初基本实现全国“一个村一个月放一场电影”的目标）和“优秀电影进社区”等公益电影放映。史超齐也是北京首批培训上岗的放映员之一，这一拨学员后来大多成为新增314辆放映车的业务骨干。
然而，许多放映员的生活正如影片《天堂电影院》中放映员艾弗达对多多说的那句话：“生活并不像电影，生活要艰难得多。”
作为放映员中的积极分子，史超齐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赢得了优秀放映员、北京市劳模等大大小小数十个荣誉。当跟北青报记者聊起“幸福”时，史超齐却说自己压力大，“要靠工作赚钱养家，至今我拿着两千多块的工资，各方面压力不小啊。”为了给儿子好的教育，北漂20年的他，下决心留孩子在身边，让他在北京读书、长大。如今儿子已升入初中，一家三口还挤在不到15平方米的小屋里，全家指望着他过日子。
曾负责朝阳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工作的董艳陶告诉北青报记者，招募的放映员里多数为无编制的临时人员，专职的在编岗很少。工资不高活儿却多，这是放映员流失大的原因之一。“各街乡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配备人，每个放映队有1至2个。街道的放映员一般还承担其他工作，不会只干放映。他们的工资是街道来发，国家有相应的一些补贴和支持。像史超齐那样坚持十年的，真是太少了。”
原因二
片源滞后 条件简陋
很多人觉得还不如看手机
一面是流动放映员的流失和断层，另一面是近年来公益放映规模的萎缩。与城市化迅速扩张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公益电影放映的生存空间却日渐逼仄。一天天落寞的，除了流动放映，还有农村的固定影厅。
以朝阳区为例，自2013年下半年起，区电影放映公司大规模压缩了农村地区的公益放映的影厅点位和流动放映的场次，“农村地区固定影厅的放映点从原先的102个减少到43个，流动放映队每支的全年放映任务也减少到15场”。
“我们流动放映队和固定影厅的片源，都是从区电影放映公司拷贝的。这些公益放映的片子是至少下线一年的老片，很多人不愿看。片源少而且老，这是首要的难题。商业院线不会同意同步放映，跟他们争利。说白了，院线担心影响票房收入。”朝阳区文化馆的相关人士告诉北青报记者。
史超齐每个月都在固定的日子去放映公司更换20部片源，阅片无数的他深谙观众的口味，比如建筑工地上的工友大多“爱看有特技、场面热闹的”，而社区里的老年人爱看怀旧的老国产片，“要是放一部新铁道游击队保证爆满”。
即使像史超齐这样的资深放映员对这20部片子挑了又挑，仍时常会觉众口难调，“不同的片子，观众有多有少。最难吸引的是年轻人。他们都懂上网，爱新鲜的东西。我拷来的很多片子，他们要么看过，要么不感兴趣。”他最近放映的片子，《钢铁侠3》、《狄仁杰神都龙王》虽说都是高票房电影，但下线两年的老片在网上已经随便下载，难引起观众的兴趣。
再加上刮风下雨、设备故障、外界干扰等外界条件因素，很多年轻人觉得露天看电影还不如在电脑、手机或iPad上看。
原因三
“一个灯泡4000块 坏了谁来买单？”
董艳陶在跟北青报记者说起公益放映作为一个系统性难题时，还聊起文化主管部门的另一“痛点”——设备后续维护难。如今街乡和农村影厅使用的数字放映设备都由市文化局（后来为市广电中心）统一采购。这些年来，一些因经营困难的设备厂商倒闭了，维修无门。如何进行设备的后续维护，成了300多台流动放映车的隐忧。
“比如用于拷贝电影的外挂硬盘厂家就倒闭了。目前设备检修的人工费用是由我们区放映公司来负责的。但对于某些坏掉某一硬件设备的费用，我们实在力不从心。”董艳陶说。
她举起一只小灯泡的事例：“就像我们之前遇到的情况，放映机上的一只灯泡坏了，而这灯泡的成本在4000块到5000块。这样的高额设备成本费，谁来买单？像这些问题，我们区公司和街道都感到很难办。”北青报记者了解到，朝阳区43个街乡的流动放映车达到全区覆盖，每年仅设备维修成本一项，庞大的维修开销就可想而知。
本版文/本报记者 刘旭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黄亮
特写
“希望儿子不要再干我这行”
5月22日晚上八点，安贞西里社区公园，史超齐为小区居民们放《狄仁杰神都龙王》。搞定所有的设备，他从库房里拿出了十几个马扎儿给老人们。“小史啊，今天不是周五吗？为啥今天放电影呢？”一听问这话，就知是社区露天影院的老影迷。
史超齐笑答：“昨天晚上风大，没放成啊。阿姨，咱周四放的老规矩没变哦！”熟悉小史的老人们点头，“一个人弄这个别太累了，悠着点儿！”
黑暗里，一个身穿校服的少年靠着黑色的放映箱，静静望着荧幕。“今晚我儿子也来了！”史超齐说，今儿周五，儿子放学回来就直接穿过小区来捧爹的场了。打小在北京长大的娃，没有史超齐的驻马店乡音。“我希望儿子不要再干我这行，太苦太累。我只有初中文化，他应该好好读书。”一聊儿子，史超齐更眉飞色舞，“他爱看电影，尤其是3D。我时常带他去电影院，上次看的是《狼图腾》。”
当北青报记者问起小史的儿子未来想做什么时，这位懵懂少年一本正经地说：“我想当律师，能言善辩。为别人受到不公而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