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从7·5事件事发到昨天，过去298天里，包来旭几乎都是在浙医二院烧伤科的病房度过的。
对法律而言，他是罪人，但对于医生而言，他就是一名患者。钱报记者再次走进浙医二院烧伤科病房，希望从医务人员口中记录一个更加真实的包来旭。
而将这样的时间点缩小到离开病房前的最后一小时，有这样一幕让护士们记忆深刻：
满脸泪水的包来旭，努力想挤出一个笑容：“我终于解脱了。”
4月30日5点58分
小童看了一下表，走进了包来旭的病房，平时包来旭也都在这个时间醒来。
小童是浙医二院烧伤科的一名普通护士，还是一位90后，在过去的298天，她参与了抢救护理包来旭，也是和包来旭交流最多的一名护士。
前天晚上，是包来旭在病房的最后一夜，刚巧轮到小童值班：“平时晚上都是9点左右就睡了，但昨晚他一直到晚上11点才睡着。”
早上，护工老王送来了一套烟灰色运动服，放在了包来旭的床头。
当看到运动服的一瞬间，包来旭的情绪有些激动。
“平时在病房里他都是穿病号服的，这一套衣服我知道，是给他最后穿的，他自己应该也已经知道了。”
4月30日6点03分
“看到衣服，他眼泪马上就出来了，但一直努力地想给我一个微笑。”小童说，当时包来旭一直在说“我终于解脱了，我终于解脱了”。
小童问他有没有什么想说的，他摇了摇头，然后把头歪到一侧，一边流眼泪，一边用头蹭枕头，因为他双手无法动弹，所以要靠枕头擦眼泪。
这时候，更多的工作人员走进了包来旭的病房，大家帮助他穿上那套准备好的运动服，花了很长时间。“虽然四肢无法动弹，但他很配合，能感受到他在努力挪动身体，似乎是让我们少费些力。”
4月30日6点28分
护工说早饭开始了，小童问包来旭吃点什么？他摇了摇头，说吃不下去。
“别人一生是一场美梦，而我做了一场噩梦。我对不起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我对不起那些受伤的人。”这是包来旭最后的自言自语。
小童清楚地记得，说话的包来旭胸口起伏明显，似乎是想强忍着泪水。
4月30日7点05分
包来旭被几名警察推出了病房，他的眼睛一直看着送他的医务人员，直到电梯门关上，视线都没有离开过。
“从病房到电梯口，他对着我们说了两次谢谢。”
钱报记者在病区采访的时候，很多护理包来旭的医务人员都提到了他的“谢谢”。“特别是最近几个月，他总是谢谢挂在口头，早上查房时他会说，中午喂饭时他会说，给他擦身体的时候他会说，甚至你向他微笑一下他都会说。”
前天下午，钱报记者走到病房门口，病床上的包来旭立刻把头转向了门口，呆呆地望着眼前的陌生人。
大多数的时间里，包来旭就是这样呆呆地躺在床上，唯一能够说话的对象就是医务人员。一开始，大家问他最多的两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后悔吗？
到后来，大家对他的认识渐渐有了变化。
一位医生说，“他有点自卑，还有点敏感，非常在乎你的表情，生怕说错话，总是小心翼翼地回答你。”
一位护工说，“胆子很小，但脑子很清楚，躺在病床上但记住每天几月几号，最让我们意外的是，他甚至知道隔壁病房住着的是公交车上受伤的小男孩，他说自己对不起他。也许是他听到了我们说的话，就记下来了。”
在大家眼里，病床上的包来旭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很平静的，也从不提及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第一次庭审后，包来旭知道自己被判处死刑，回到医院，有医务人员问他，要不要给家里人打个电话？
他摇了摇头，说等执行前一晚再打吧。但最终，他也没有再提出这个要求。
